1955年4月基辛格简历，备受世界瞩目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基辛格简历，由于此次会议是第三世界国家首次在没有任何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基辛格简历，这次会议注定会引起某些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注意。
果不其然基辛格简历，在会议开始之前基辛格简历，我国代表团所乘坐的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就发生了意外。当飞机即将飞抵印尼海岸时，被特务分子秘密安放在飞机上的炸弹装置突然爆炸，导致飞机直接坠毁，我代表团和记者人员共8人全部遇难。
令人后怕的是，周总理原本按计划也是要与代表团人员一齐赴印尼的，可临行前总理突然阑尾炎发作，加之此前又多次收到缅甸总理吴努出访仰光的邀请，于是这才临时改变了行程。而正是因为临时行程变更，周总理得以逃过一劫，这也成为了此次悲剧中不幸中的万幸。
早在正式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周总理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对此行凶险有了一定估测，毕竟中国此前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表现就已经让美国与其爪牙忌恨不已，所以他们必然不会甘心看到中国再去参加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国家把持的会议。
因此，出于保险起见，我国一直没有公布代表团的人员名单和行程，直到会议开始前的第十天，新华社才公布了一系列名单，由周恩来总理出任代表团首席代表。
名单公布以后，怎样抵达印尼，成为了周总理一行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当时我国并没有能够直接跨国飞行的远程飞机，而在已经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具备这种飞机，可印度航空公司又并没有飞我国的航线。经过慎重考量后，总理还是决定包机飞印尼，只不过代表团需要到香港的启德机场登机。
为了保证安全，我方还与印度航空进行了商妥，约定我方包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由印赴港的过程中按航班正常进行，等到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以后，“克什米尔公主号”才临时转变为专机，其目的就是迷惑敌人，避免特务分子做手脚。
由此看来，周总理为防止敌特捣乱做出了全盘的考量，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被他考虑到位了。可是，千防万防，终究还是防不住敌特处心积虑的情报刺探。最终，总理一行的航班情况还是被台湾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所得知，一场阴谋悄然而至。
4月11日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正式从启德机场起飞，飞行大概五个小时以后，飞机在靠近印尼海岸时突然发生爆炸，位于右侧机翼的三号引擎顿时冒出大火。几分钟后，引擎燃烧引起的烟雾就弥漫到了整个机舱，所有人都被熏得睁不开眼。
在几次发出求救信号没有回应后，机长杰塔决定冒险进行水面迫降，可由于机身受损严重，还没等抵达水面，飞机就如同一团火球一头扎进海面，在巨大的爆炸声后断成了三段。
除了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副驾驶员狄克希特以及领航员派塞克三名幸存者外，包括8名中国人在内的1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1955年3月12日夜，外交部上上下下都在紧张筹备着万隆会议，可周总理突然肚痛难忍，汗珠大颗大颗的从他的额头滴落。人们见状，赶紧将总理送往医院，查出是急性阑尾炎。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总理立即进行了阑尾手术，此后又在医院休养了半个月，直到28日才出院。
总理出院以后，距离万隆会议开幕只有十多天的时间了，期间他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中央甚至因此差点做出了让陈老总代替他出任首席代表的决议。但考虑到陈老总缺乏大会经验，周总理还是不顾病躯揽下了重任，坚决要求带团赴会。
可是，由于身体不允许，周总理决定先应缅甸总理吴努之邀出访仰光，然后再从缅甸前往雅加达。对此，外交部安排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和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等人带队，带领一支由记者和外交人员组成的八人工作团，按原计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赴万隆打前站。
但让总理一行完全没有料到的是，由于计划泄露，“克什米尔公主号”成为了敌特分子打击报复的目标。而敌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冲着周恩来总理来的。好在天佑中华，总理并没有登上飞机，否则造成的恶果将不可估量。
事件发生以后，世界各国都为之震惊。4月12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一野蛮行径，同时明确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国的声明还是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国际社会纷纷开始谴责蒋介石和美国政府，港英治下的英国政府也遭到了不少的质疑。
与此同时，正准备出访缅甸的周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敌特的阴谋没能得逞，大家都非常担心其会不依不饶，再度对总理下手。因此，不少代表团成员都劝告周总理取消印尼之行，就连缅甸总理吴努都几次劝他慎重考虑，以安全为重。
可是，当所有人都在劝告总理三思之时，他本人却展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他平淡地对代表团成员说道：“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4月14日凌晨7时许，周总理携代表团共26人，毅然从昆明机场登上了同样是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而来的“空中霸王号”，开始前往仰光进行为期三天的缅甸之行。
自“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以后，缅甸政府对周总理一行的安全格外重视，不仅取消了群众欢迎会，在飞机进入缅甸领空后，缅军方还出动四架战机护航，如此规格可谓空前。
而到了仰光，总理则完全信任缅甸政府的安保能力，不仅放心驱车前往各处赴会，甚至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这让缅甸人民都不得不佩服这位中国领导人的魄力与自信。
但与之相对的是，一些其他亚非国家领导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以后却表现得尤为悲观，有的代表害怕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有的代表担心会议不会取得成果，可以说会议还没开幕，整个会场就已经弥漫着一片悲观的气氛。
在了解了情况以后，周总理冷静分析了召开会议的有利条件，最终他向会议组织者发去电报，希望其向各国代表传达我国的意见：“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
4月16日凌晨，中国代表团再度乘坐“空中霸王号”，从仰光前往雅加达参加已经开幕的亚非会议。当时总理一行的行程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几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华人、华侨都为中国代表团捏了一把汗，谁也不愿看到意外再次发生。好在，飞机除了在新加坡受天气影响进行了短暂的滞留后，终于于当地下午5点30分平稳降落在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当中国代表团走出舱门那一刻，现场前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全部鼓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为周恩来总理的勇气所钦佩不已。而亚非会议，也因周总理的到来总算有了进展，并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随着周总理一行安全抵达万隆，奉命前来为总理保驾护航的中央警卫团开始绷紧了神经。有意思的是，就在总理一行抵达印尼当天，中国代表团突然收到了一份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件，这封信立即就引起了代表团的注意。
根据信中描述，早在3月初，国民党在雅加达的势力就奉蒋介石之命组建起了一支28人的敢死暗杀队，专门暗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这些人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每人领取了一支无声手枪和20万印尼盾，而且明码标价：击杀一名中国代表团成员额外赏20万，击杀周恩来赏40万。
由于时间紧迫，加之身处别国，这封信的真伪并不能得到考究。可尽管如此，本着为周总理安全负责的态度，代表团还是非常关注信中的内容，且做好了一切防患于未然的准备。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代表团还将信件内容转述给了印尼方面，印尼政府随即警惕起来，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清理活动。当时周总理每次出行，基本上都有印尼警方负责开路保驾，中央警卫团更是将总理团团围住，不给敌人任何一点可乘之机。
在极度紧张的形势下，周总理依旧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一切外交事务，他除了要参加会议、解决各国的求同存异问题，还要面临帝国主义仆从国家提出的各种刁难。此外，他还非常关心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进展，可以说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的操劳。
根据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在刚到万隆的那一个周，总理总共只睡了不到14个小时。由此可见周总理的工作强度之高。
好在值得欣慰的是，在各方人员的积极保护下，直到万隆会议胜利结束，美帝和蒋特的阴谋都没能得逞，周总理于4月29日带领中国代表团安全回到了昆明，圆满完成了出访赴会的艰巨任务。
5月7日上午，周总理一行抵达北京，总算结束了印尼之行的全部旅程。回到北京后，总理立即着手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进展，并以外交部的名义要求港英方面积极配合，争取早日破案。
在经过长达数天的外交斡旋以后，英国政府被迫同意配合我国破案。5月15日晚，周总理找来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艾登（时任英国首相）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做我的代表去香港。”
“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接到周总理的命令以后，熊向晖马不停蹄就赶到香港，并与香港警署取得了联系。而就在熊向晖一行抵达香港的同一天（5月18号），一位在台湾工作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给香港警署打来电话，表示他们在从香港飞台航班的行李舱中发现了一名潜乘者。
其实此前我国在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进行调查时，就已经陆续掌握了一些情报，据相关情报显示，这次暗杀事件是由蒋特机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一手策划的，其中主持暗杀事件的特务叫赵斌丞，直接指挥者叫金建夫，而具体负责执行计划的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经香港方面证实，通过行李舱潜逃到台湾的“潜乘者”，正是周驹其人。
我方人员一到香港，嫌疑犯周驹就立即失踪，熊向晖立即意识到敌人的情报部门并不简单。此后，他按照周总理的嘱托与港英方面进行了情报共享和侦察协作，最终总算顺利摸索出了敌人从酝酿计划到具体实施的大致过程。
原来，在得知我国确定参加万隆会议以后，台湾情报部门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刺探我代表团的行程。之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台湾保密局从印度人那里买到了中国代表团将包租“克什米尔公主号”赴雅加达，并在香港登机的消息。
等到我国公布代表团名单后，台湾方面振奋异常，他们认为这是刺杀周恩来总理的绝佳机会。于是，经保密局授权，以特务头子赵斌丞和陈鸿举为首的“香港情报处”，开始秘密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一巨大阴谋。
赵斌丞是戴笠的得意门生，此人从事破坏行动颇有一些手段，而陈鸿举是赵的手下，也是为其出谋划策的狗头军师。两人经过谋划，决定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做手脚，企图以意外的形式来达到暗杀中共领导人的目的。
计划敲定后，两人特意回到台湾向毛人凤作了报告，但并没有得到批准。不得已之下，二人只好找到了保密局素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结果谷正文一听就当即同意下来，认为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最后，在谷正文的支持下，赵陈二人拿到了保密局的授权，并得到了五十万港币的资金支持。回到香港后，赵斌丞开始积极物色安置炸弹的理想人选，很快他就把目标放到了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的身上。
周驹20岁出头，个子瘦小，长相极为普通，加之他从事的是清洁的工作，基本上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出于这一点的考虑，赵斌丞找上了周驹，并向他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一听是往飞机上安放炸弹，而且还是中共领导人的飞机，周驹着实倒吸一口凉气，说什么都不敢答应。然而，在赵斌丞的心理攻势下，加之五十万港币的赏金诱惑，周驹最后还是被说动，决定接下暗杀任务。
4月11日当天，在特务头子金建夫的指挥下，周驹拿到了一支“牙膏”，并把它顺利带进了机场。其实，这支“牙膏”正是台湾特务精心制作的炸弹，里面装的全是浓缩的TNT炸药，这种炸弹是美国中情局研制的高科技产品，也是由美国人一手提供给台湾特务的。
就这样，其貌不扬的周驹带着“牙膏炸弹”溜进了机场，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安放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行李舱中。几个小时后，随着“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蒋特组织也由此正式成为了恐怖主义的鼻祖。
案情摸索清楚后，周总理立即以外交部的名义要求港英方面彻查所有参与人员，并予以逮捕。在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的共同施压下，港英警署倒也确实做了一些事，不仅揪出了事件的参与者与策划者共三十余人，还捣毁了蒋特组织在香港的一些联络站。
可惜的是，由于周驹潜逃及时，尽管港英警署以阴谋杀人犯的罪名予以指控，但他却并没有能够被抓捕归案。此后，周驹直接落户台湾，并一直受到台当局的厚待，直到1993年去世。周驹的结局令人气愤，他的善终，着实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然而，更令人气愤的是，由于周驹没能被捕，此前港英政府抓获的一大批特务分子也都没有得到相应处理。在港英方面“缺乏关键证据”的说辞下，港英政府只将赵斌丞等人驱逐出境了事，此举尽管遭到了我国的强烈抗议，可最终还是没能得到有效回应。
时至今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对于新中国的外交人而言，都如同一道伤疤，总是隐隐作痛。但是，这道伤疤，除了刺痛神经，同时也在输送力量，激励着每一代外交人奋发图强。
话说回来，在港英政府将嫌疑分子草草驱逐出境了事后，我国依旧没有放弃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由于飞机上的炸药来自美国，加之我国在此前的调查中也发现有美国特工参与的影子，美国到底参没参与此次事件，成为了周总理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
基于这个问题，我国曾在公共场合质问过美国代表，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否认。但随着证据越来越多，美国人脸上挂不住，只好修改说辞，表示中情局的确考虑过暗杀周总理的方案，但是华盛顿方面坚决反对，并予以了“强烈谴责”。
对于美国佬的这套说辞，我们自然是不相信的，只是当时两国尚为建立外交关系，加之国际形势并不友好，所有我国也并没有深究下去。不过，这个问题还是被周总理深深记在了心里，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向美国人讨要说法。
这一等，就等到了1971年，我们知道，基辛格在这一年秘密访华，中美关系总算开始了破冰之行。当时总理热情会见了基辛格。但是周总理一直怀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刺杀，所以在会谈中，他直截了当地就向基辛格抛出了“美国和‘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
听到周总理的质问后，基辛格迟疑了片刻，然后郑重地回答：“正如我之前跟总理阁下说过的那样，您大大高估了中央情报局的能力，他们没干这事。”
基辛格这个老狐狸，实在是有些道行。
不用多想也知道，美国人是绝对不会承认他们和“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染的，以前不会，现在更不会。要知道，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前，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策划空难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此次事件注定会在恐怖主义发展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特组织就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分支鼻祖，“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对其甚至具有标志性意义。而在美国自己高举“反恐大旗”的形势下，一旦他们承认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染，那无异于是自我打脸。因此，“恐怖主义鼻祖”这个名号，还是得让老蒋自己去背。
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如今还矗立着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有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这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的遇难者纪念碑。
在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之上，还刻着祭奠遇难者们的碑文，而碑文的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历史会永远铭记万隆会议。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