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自杀了信义吧，确切地讲，是被吴王赐剑自杀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类似的国君（皇帝）赐死臣子的案例不可胜数，这是一种荣耀，毕竟只有地位尊崇的臣子才有资格被赐死，而且相对而言也是一种有尊严的死法，较之其他形式的酷烈死刑——譬如伍子胥时代的车裂之刑（即五马分尸）、汤镬之刑（把人放在大锅里活活煮死），这种死法算是国君对臣子的一种恩典了。
伍子胥虽是名垂青史的传奇人物，但他并未免俗，和其他面临死刑的人一样，伍子胥心有不甘，免不得要发一通牢骚，无非是“若不是我伍子胥，哪有你吴王的今天……”，然后又对门客幕僚嘱托一番：在我的坟墓旁边种植梓树，将来用它做棺材。意思是这棺材将来给吴王用；又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东门上，要亲眼看着越寇来灭亡吴国。云云。他这一番嘱托的用意有两点：一是显示自己具有远见卓识，并不是像吴王所理解的那样私心自用；二是要吴王在将来追悔莫及。
急怒交加的伍子胥没有想到，吴王在听到他的这番牢骚后不但没有后悔，反而更加暴跳如雷。伍子胥已经死了，伍子胥的儿子早已被他送到齐国那里避难了，吴国本来就属于伍子胥的流亡之国，这里没有伍子胥的三族九族什么的，能够供吴王出气的，就只剩下伍子胥的尸体了。于是，吴王下令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袋子里，扔进了江中。这样一来，伍子胥的临终愿望固然化为了泡影，而他原本有尊严的死法也变得没有多少尊严可言了。
二
伍子胥是一个无法用好和坏来简单评价的历史人物，他所有的行为做法只有一个目标：诛杀楚平王以报父兄之仇。为此，他辗转各国，游说和煽动对方大举侵犯自己的祖居国楚国。在此过程中，伍子胥还曾经做过一件非常不仁义的事情：他和太子建（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辅佐和拥戴的楚国储君，楚王听信了佞臣费无忌的谗言要捕杀他，太子建为此逃出楚国，伍子胥逃亡后和他会合）流亡到郑国时曾备受款待，但后来晋国要他俩回到郑国当内应时，两人竟然欣然同意。后来事情泄密，太子建被杀，伍子胥和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到了吴国。这件事充分暴露出了伍子胥恩将仇报和为了报仇不择手段的一面。
同样表现伍子胥人品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怂恿吴王僚攻打楚国，权臣公子光反对。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有野心，就把刺客专诸介绍给公子光，公子光让专诸刺死了吴王僚，自己取而代之当上了吴王。当上吴王后的公子光（即吴王阖闾）自然重用伍子胥，并在伍子胥的极力主张下倾力攻打楚国，历经五次重大战役，最终攻下了楚国都城郢都。
不按常规出牌，懂得谋略，善于利用人际关系来曲线达成自己的目的，什么国家道义、朋友信义和君臣大义，统统可以不管不顾，这大约就是伍子胥在那个时代所尊奉的厚黑之学吧。
当初，当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跑了之后，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长叹说：以后楚国君臣要遭受刀兵之苦了！知子莫若父，历史已经证明，当年伍子胥的成功出逃，对楚国而言，确实是留下了一个莫大的祸根。
今天的人们提起伍子胥，除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之外，最为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伍子胥鞭尸了。前者纯属传说演绎，并无明文记载，后者则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司马迁给了伍子胥一个中肯的评价：怨毒之人。
三
整个春秋末期充满了太多的“王子复仇”情节，复仇者个个心中塞满了怨毒的情绪，这种怨毒情绪可能会传染，更会导致复仇者在不择手段的同时，横生枝节产生出另外的怨毒情绪。譬如，当初和伍子胥一起逃亡的太子建的儿子胜，因为自己的父亲被郑国杀死了，就念念不忘要报父仇。后来，胜被楚国召回国内，当上了白公，他就极力请求楚国攻打郑国，本来楚王已经命令令伊子西攻打郑国了，谁知晋国已经先行一步了，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便派本来打算攻打郑国的令伊子西去救援郑国，并且和郑国订立了盟约。这样一来，白公胜立即把对郑国的一腔怨毒转到了令伊子西身上了，他常常有事没事地磨砺自己的宝剑，别人问他：磨剑干什么信义吧？白公胜恶狠狠地说：杀子西！
果然，过了四年，白公胜伙同石乞在朝廷上杀死了令伊子西和司马子纂，楚惠王逃匿。那个留下“叶公好龙”典故的叶公举兵勤王，打败了白公胜，抓住了石乞。白公胜逃到山里自杀了，叶公便要石乞说出白公胜的尸首在哪里，否则就对石乞施以汤镬之刑，石乞够义气，自始至终没说出白公胜的下落，叶公就真的把石乞给烹煮了。
怎么样？够怨毒的吧，够义气的吧。
那个时代有义士高风，更有不可思议的怨毒情绪，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仇人即使死了，也得折磨仇人的尸体来泄愤——伍子胥鞭尸，吴王阖闾把伍子胥的尸首投进了江里，叶公倘若找到白公胜的尸首，恐怕也另有一番惊世骇俗之举吧。
四
但是，在伍子胥时代，绝非只有怨毒，还有信义。
这看似是一对矛盾，却完全并行不悖：在涉及大的原则问题的时候，譬如为了复仇，是要不择手段不讲信义的，但除此之外，那就信义当先。
伍子胥当初为了复仇，和太子建出卖郑国以取悦于晋国，当他复仇完毕之后，就忠心耿耿地替吴国着想，对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此不惜引来杀身之祸也要向吴王阖闾进言——够信义吧？
当然不只是伍子胥，那个帮助伍子胥过江的渔翁，视丰厚的封赏如同敝履，面对伍子胥的赠剑之举（其实就是意图封口），义正词严，令千百年之后的我们听来，不能不对那个时代悠然神往。
还有专诸，还有叶公，还有石乞，还有那个背着楚惠王逃跑的石乞的随从，他们都有着自己行事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他们一旦恨起某个人，就怨毒无比，一旦要保护某个人，就信义昭然；他们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同时也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也许只有壮怀激烈的时代才会滋养出这一类人。
一面肆无忌惮地泯灭人性，一面毫无遮掩地彰显个性；怨毒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信义昭彰得令人扼腕长叹。司马迁叹息说：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此言得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