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2日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德州庆云县中澳集团养殖公司工作人员在挑选刚孵出的小鸭子。 (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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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2年,中澳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到外地注册公司,通过与这些公司签订虚假合同来向银行申请贷款。有媒体在报道中质疑中澳被“贱卖”,并提到张洪波曾拒绝庆云县委书记王晓东开发房地产的提议,暗示张因此由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变为阶下囚。王晓东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在法院判决之前他不便发声。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芷毓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2017年6月,“鸭王”张洪波因涉嫌犯罪被当地警方带走接受调查,不过此事一直在将近两年后才被媒体曝光,案件至今仍未开庭。
作为德州市庆云县龙头企业的“大老板”,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澳集团”)董事长张洪波是当地政经两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奥运火炬手和全国劳动模范,担任过县政协副主席和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
张洪波曾贵为德州“首富”——根据媒体2015年9月发布的一份“山东富豪榜”,张的家族当时财富是175亿元人民币,在山东排行第27,德州市排名第一。
然而,在因涉嫌骗取贷款罪、妨碍信用卡管理罪、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多项罪名被抓时,张洪波名下却几无资产。
“与妻子在中澳家属楼各一套房,别的没有了。”在回答有多少私有财产的问题时,他对办案人员这样说。
此时的中澳集团,已身背27亿元债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银行贷款,仅以他与妻子个人名义担保的就有近10亿元。
27亿是什么概念?以破产清算时的职工人数计,如果平摊在每个中澳职工身上,意味着每人要背两百余万元。
据庆云官方披露,经过评估,包括土地在内,中澳集团及关联企业在破产清算状态下的固定资产仅两个多亿,即使在持续经营状态下,也仅有5.6亿元。
“这么多的贷款找不到下家,不知去哪里了。”庆云县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中澳集团“账目缺失”,“没账了!电脑硬盘卸掉了!”
《法制日报》引用庆云县分管工业副县长殷金明的说法称,中澳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依靠银行贷款高负债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多个企业相互交叉担保。由于停止还本付息,引发域内企业开始跟风,金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中澳事件)不仅是对庆云县,对整个德州市也造成很大的金融风险。”上述庆云县委宣传部官员说。
问题在于,一家“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民营企业,当初如何能突破层层审批,从银行顺利获得巨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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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王”跌落
成立于1998年的中澳集团,是一家以肉鸭宰杀、加工为主的民营企业。张洪波个人持股占99%以上,其余股份由其生父拥有。中澳集团的经营模式是:由当地鸭农自行筹资盖养鸭棚,中澳以赊销的方式向鸭农提供鸭苗、饲料和药品,待肉鸭长成后(通常每棚在40天左右)再卖给中澳,中澳宰杀加工后对外销售。
在当地历届政府扶持下,中澳逐渐做大,曾自称是“中国家禽业的领跑者”,张洪波本人亦有了“鸭王”之称。不过,在一位从事信用评级的人士看来,从经营模式看,中澳集团所从事行业属于传统农业,该行业利润率一般不会很高,风险却比较大。因此投资时需要非常谨慎。
事实上,在张洪波上富豪榜之前,从2015年4月起,中澳集团就已经还不上中国建设银行庆云支行(下称庆云建行)的贷款利息。根据纳税记录和中澳集团财务人员接受警方调查时的说法,中澳早在2010年就开始持续亏损,此后陷入“以贷还贷”的怪圈。
张洪波被抓之后,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亦因曾帮助中澳做假账案发,相关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决书显示,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将中澳2010年至2014年上半年的账目由亏损做成了盈利,收入虚增比例最高达20倍,由此获得了140万元审计费。
《法制日报》引用庆云县财政局局长刘福明的说法称,县政府曾努力帮助中澳解困,曾向中澳借支2.1亿余元,但中澳集团不仅一直未偿还,对该笔借款甚至不予认可。
随着中澳集团各种问题的暴露,张洪波与庆云现任县委、县政府领导之间的矛盾也渐趋激化。
庆云当地知情官员告知南方周末记者,因为中澳是过去历届政府扶持起来的明星企业,县里在中澳事件处理上有“难言之隐”,抓张洪波也是迫不得已。
据该官员介绍,当时张的妻子和儿子均在国外,张本人亦有外逃迹象——身为庆云县政协副主席的他在向组织部门上交护照之后,没有申请出国,也没有取回护照,却被查到有出国记录。
张洪波后来向警方承认,他上交给组织部门的那本护照是“用复印件复制”的。
上述官员认为,张洪波一旦外逃,现任领导必将承担责任。
张洪波2017年被抓之时,在庆云当地曾引起轰动,但外界却鲜有知晓。一直到2019年初,此事方被媒体报道。
有媒体在报道中质疑中澳被“贱卖”,并提到张洪波曾拒绝庆云县委书记王晓东开发房地产的提议,暗示张因此由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变为阶下囚。
南方周末记者曾联系庆云县委书记王晓东本人,其回复短信称,自2015年中澳出事后,张本人心思已不用在企业发展上,而是以高额费用聘请律师团队,帮助其隐匿会计账目转移资产,应对不可避免的法律诉讼。中澳的这次舆情对庆云县的营商环境和社会风气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但在法院判决之前他不便发声。
庆云县相关官员对“政府为了拿地整中澳”的说法予以否认。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初向银行贷款时,中澳名下的土地均已抵押给银行,由于中澳无法偿还贷款,这些土地依法归银行所有,即使是将来用以发展房地产,也与中澳无关。
南方周末记者曾联系多名由张洪波家人推荐的中澳前员工,但大都没有接听电话。此前曾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的一牟姓副总,在电话中答应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要求后,却又于次日拒绝,反问记者想从哪个角度做报道。
2017年6月张洪波被抓后,其弟弟张航(又名张洪涛,中澳集团时任总裁),以及中澳集团两名负责财务的高层也被抓。2019年4月,张洪波的女婿王某某被采取刑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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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办信用卡:“两全其美”的合作
事实上,作为庆云县惟一的大企业,2015年停止还贷之前,中澳多年来曾一直与当地银行保持着良好关系。
2009年,为了增加流动资金,中澳集团曾与中国工商银行庆云支行(以下简称“庆云工行”)有过一次“两全其美”的合作。庆云工行一位副行长接受警方调查时称,当时工行正大力推广信用卡业务,每个支行都有任务,时任行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他办理,他便找到中澳,得知中澳养鸭户养鸭的时间跟信用卡的还款期限差不多,便想给养鸭户解决一下养鸭资金的问题。
在这位副行长看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银行既完成了信用卡任务,对养鸭户的资金压力也是一个缓解。
根据庆云工行时任行长的说法,给中澳集团办这批卡时,工行德州分行还曾前去指导,“督促这批卡的办理”。
问题在于,养鸭户与中澳集团之间仅仅是合作关系,并非是中澳的职工。为了办成这批信用卡,中澳向工行庆云支行出了盖有公司公章的证明,称养鸭户是中澳集团正式职工,并且以公司名义给这些“中澳职工”作了担保。资料报上去后,经工行省行审批审核,一共制作了877张信用卡。而养鸭户们对此毫不知情,回顾此事时,他们只记得中澳有一次以发补贴为名收集了他们的身份证,后来又还回,但补贴的事情却没了下文。
“八百多张信用卡肯定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办出来的,那时候中澳很厉害。”工行庆云支行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对警方说。时任行长也承认,仅以养鸭户的名义肯定办不出来,但是有了中澳的担保就能办理出来。
这批卡办完之后,中澳集团开始批量套现,但都能在还款期限内还上。工行山东分行后来监控发现,这些信用卡同一天刷卡,同一天还款,而且都是全额透支,有套现的嫌疑,于是全部冻结。
除了养鸭户之外,当地澳城商场的一名员工也曾被中澳“冒名办卡”。据其向警方介绍,他有一次接到银行客服电话,对方问其是否办有另外一张信用卡,他说没有,并要求给说法,结果第二天又接到银行工作人员电话,说不让追究,对个人没影响。
中澳集团与当地银行的合作并不仅限于办信用卡。按中澳集团一位前财务人员的说法,中澳以前经常用支票从银行支取现金,给其他银行顶存款任务。
3
滑铁卢:大黄鸭项目
2009年的信用卡“套现”事件并没有影响庆云工行与中澳的关系。按该行一位工作人员向警方的说法,那时候庆云“像样的企业”不多,银行得往外放贷款,中澳作为“大客户”,每年贷款一两千万,后来越贷越多,2012年已有两个多亿。
除了庆云工行,庆云建行、庆云农行也与中澳有长期的贷款业务往来。按照银行员工接受警方调查时的说法,中澳每年既贷款又还款,每次都是还完再续,一直没有逾期,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中澳“大黄鸭”项目的上马。
“大黄鸭”项目的正式名称叫“2.4万吨脱骨烤鸭项目”,因为门卫室被设计成一个钢结构的大黄鸭而得名(媒体报道中澳事件后于2019年4月份拆除),该项目曾被写进庆云县政府工作报告,还被纳入庆云县“十三五”畜牧业发展规划。按中澳集团当年的宣传材料,它是“按世界最高标准建成并试投产”,“打开了烤鸭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
“大黄鸭”项目地处庆云县城东北,原是庆云火葬场的所在地。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该项目成为张洪波和数家银行的滑铁卢。
据庆云建行一名负责信贷的工作人员丁某某向警方介绍,2014年3月,当时天气挺冷,他和银行同伴来到大黄鸭项目所在地,在厂房二楼走廊上透过玻璃看见了里面的设备。
那条宽阔气派的走廊是中澳集团专门设计出来供人参观的,按曾去考察过的一个业内人士说法,这个项目的生产车间并不实用,由于空间太大,制冷时用电成本太高。
丁某某等人那次是去调查大黄鸭项目抵押设备合同的真实性。在此之前,中澳凭该项目向庆云建行申请贷款1个亿,并与负责供货的3家公司签了项目设备购买合同,然后将该合同作为抵押凭证交给庆云建行。后者为了防范风险,待设备到位后,特地做实地调查。
“当时玻璃上水汽挺大,我还把玻璃上的水汽用手擦了擦,用手机拍了设备照片。”丁某某对办案人员说,“现在想起来当时这些设备并不是新的,没有看到设备的外包装,挂鸭子的钩子已经很暗了。”
按照中澳集团内部人接受警方调查时的说法,丁某某看到的部分设备其实是中澳从北京一家公司租的,中澳集团与3家公司所签的设备合同并没有真正履行。甚至,连那3家公司也是中澳集团为了从银行贷款特地派人去外地注册的“空壳”公司。
同样是这批并不存在的设备,此前已经被中澳集团抵押给庆云工行一次,之后又被抵押给了庆云农行。最终,依靠大黄鸭项目,中澳集团先后从庆云工行、庆云建行、庆云农行获得贷款4.8亿余元,大部分都未偿还。据警方调查,庆云工行在一周之内就向中澳发放了1.27亿贷款。按照庆云工行一名工作人员的解释,这是因为当时上级行要求,在条件落实的情况下尽快(向中澳集团)发放。
2015年4月,中澳集团资金链断裂后,最先开始停止向庆云建行付息。根据庆云工行一工作人员接受警方调查时的说法,就在那个月中澳集团还向庆云工行贷款3000万用以购买饲料,结果这笔钱后来“一分钱也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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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虚假合同贷款银行并非不知情
中澳一名内部员工在接受警方调查时称,早在2012年时,中澳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到外地注册公司,通过与这些公司签订虚假合同来向银行申请贷款。
这种操作并非没有漏洞。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中澳集团于2014年11月4日与庆云建行所签的抵押合同中,有一份抵押财产清单,它来自中澳与空壳公司所签的一份肉鸭加工设备购买合同,其中有盘子1.68万个,共计6652800元。这样算起来,一个盘子396元。而根据清单中的报价,一块用于宰杀鸭子的案板要3万元。这份伪造的清单曾较早出现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给中澳集团出具的财产评估报告中,后来也出现在中澳与庆云工行、庆云农行就大黄鸭项目所签的银行贷款合同里。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澳与空壳公司签虚假购买合同用以抵押贷款一事,有的银行并非不知情。警方调查发现,庆云工行发放给中澳的部分贷款,先根据委托支付协议打给作为供货方的三家空壳公司,但三家公司却把钱又转回了中澳,然后中澳再转给庆云工行,之后庆云支行再贷给中澳。
对于这种看似奇怪的做法,庆云工行一名员工向警方解释为“上级行的要求”,是为了工行的发展。因为快速把贷款给中澳发下去,然后中澳又把钱转回来,这样既完成银行贷款业务,又能完成银行的存款业务,可“提高效益“。该员工承认,中澳既然能把钱又转回银行,就说明它与三家公司签的合同是虚构的。
按照中澳集团一位员工接受警方调查时的说法,庆云工行负责信贷的一个业务员因为“比较懒”,曾让该员工去银行帮忙扫描贷款资料。
接受警方调查时,多名银行员工均否认从中澳得到“好处费”,也不存在对中澳“特殊照顾”。但他们承认与中澳关系不错,庆云建行一员工对警方说,中澳的人有时给他“送箱兔腿”,有时双方一起吃“烤羊肉串”,但“不一定谁请谁”。这些与中澳曾长期打交道的银行员工承认,每次去中澳签贷款合同时,中澳“大老板”张洪波本人对他们都很客气,签完合同后会嘱咐下面人“安排好饭”。
庆云建行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认为中澳集团实际上不符合发放贷款的标准,并承认向中澳集团发放贷款时,没有按程序要求,对担保合同的签订、抵押登记情况进行审核,也没有实地勘察工程进展,就直接签字、盖了印鉴章。因为“行长之前打过招呼,大体意思是说给中澳集团放,是上面沟通好的,该放款时就放款,他那意思不要让我审核太严了”。
这名工作人员对警方说,他并不知道行长所说的“上面”具体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