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云峰
一代人尽力缔造的金融科技传奇,毕竟仍是成为了下一代人习以为常的环境。这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承受的严酷。没有人永久耸峙潮头,但总有人正披荆斩棘。
1991年头冬,美国人伊瑟尔·森卓维克,从纽约,经旧金山、香港、天津,一路曲折到了北京。
那时纽约到北京还没有直飞。森卓维克在20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北京之旅:
「北京机场很小,和我幻想中我国首都机场应有的规划相去甚远。人行派人接机,进京的路途为双向两车道,路上简直没有民用车辆。却是有不少货车、自行车和驴车。出租车很少。
进京途中,路旁边堆着小山高的大白菜。看来正值收成时节,北京市民少不得要冬储大白菜。」
森卓维克的身份是纽约联储银行履行副总裁,作为美联储代表,承受我国人民银行的约请,参加国际参谋专家组,支撑我国现代化付出体系的开发建造。
CNAPS是改造开放以来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项目,为商业银行之间和商业银行与我国人民银行之间的付出事务供给资金清算的体系,是我国金融商场的中心支撑体系。
在其时,我国的付出体系还处在支离破碎的状况,以同城现金买卖和低效的跨行异地直面买卖为主,异地付出的结算能拖上30天,大笔资金要被冻住待结算。
直到1990年底,整个我国金融体系已装置的大中型电子计算机仅有130余台套,小型机及超级微机1600余台套,ATM不过400余台——其时美国银职业ATM总数超越8万台。
那时分银行货台大多还处于手艺阶段,除了算盘和钢笔,便是成堆的账本;在券商营业部,堆满了手艺来不及处理的股票买卖单据,要等买卖所收市后逐笔汇总对账结算,动辄要忙到午夜。
相形之下,一些兴旺国家和区域现已完结了互联互通的实时结算。比如美联储的实时全额结算体系Fedwire早在1970年就施行了,德国和日本的体系别离于1987年、1988年施行,英国和香港的体系也在1996年完结了落地。
没有现代化的付出体系,就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也无法真实发挥中心银行的功用。从80年代末开端,央行着手规划新的付出体系。
与森卓维克一起参加的专家组成员,来自英格兰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日本银行和香港金管局,他们正是这些国家/区域的现代化实时全额结算体系的规划者和施行者。
专家组的主席是时任央行副行长陈元,布景显赫的他有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成为CNAPS项目中方人员和国际专家之间的枢纽。包含CNAPS在内的我国金融电子化建造,则贯穿了陈元在央行任职的十年,也是他最重要的效果。
1992年,在引入国际银行的技能和资金帮助之后,央行正式发动CNAPS项目。在90年代,世行每年对我国的帮助借款高达数十亿美元。
世行方面担任该项意图是金融开展部高档司理沈联涛,他在项目发动不久后赴港,先后出任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香港证监会主席,后来还成了我国银监会首席参谋。沈联涛是马来西亚人,他的父亲沈芷人是一名传奇华商,早年与邓小平同等批赴法留学。
1994年,央行就CNAPS的建造施行进行国际投标,毕竟中标方为日本NTTDATA公司,而项意图建造直到1996年才开工。
或许年代改动太快,又或许与NTTDATA的协作成效不及预期,2000年底,央行改动战略,决议“调整定位、学习吸收、完善需求、以我为主,加速我国现代化付出体系建造”。
此后,大、小额付出体系的项目承受方换成了国内的一家软件公司,央行清算总中心则派技能人员全程参加,学习把握付出体系的规划开发办法和阅历。
2002年10月8日,大额付出体系成功建成上线,标志着我国现代化付出体系年代的降临;此后清算总中心又相继建成了小额批量付出体系、全国支票印象交流体系、境内外币付出体系、电子商业汇票体系、上付出跨行清算体系。
它们所构成的我国现代化付出体系,奠定了后来我国移动付出以及金融科技引领全球的柱石。
当代我国的金融科技建造,不可能绕开央行金电体系。
最早能够追溯到1957年树立的人民银行核算工厂,其事务是从事全国手艺联行对账作业。
1970年,核算工厂一度迁至四川省旺苍县,直到1975年迁回北京,也是从那一年起,央行在北京、上海等地一起发动了“全国大中城市银行核算实验工程”。
在80年代初,银职业开端了联机实时处理的测验,最早在上海南京路一条街的6家储蓄所进行联。这一时期,跟着改造开放的到来,来自国外的先进计算机体系和技能,逐步被大规划引入、吸收和推行。
1984年,央行将核算工厂改为电子计算中心。
跟着政府机构改造的推动,1988年8月,央行宣告树立我国金融电脑公司,独立运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首要使命是从事人民银行电子化项意图规划、建造、办理、和谐作业。
树立现代化的付出体系,需求依托现代化的通讯络,盼望地上通讯线路处理金融体系的全国联问题并不实际。1989年5月,中心同意人民银行建造我国金融卫星专用。
这一使命落在了1990年5月树立的央行清算总中心肩上,一起推动的还有电子联行体系。
全国金融卫星以北京沙河为主站,在全国各地建造小站。现在的清算总中心主任贝劲松是那段前史的亲历者:
「其时主站周围都是农田,交通很不便当,需步行3公里才干搭乘公交车到城里。因为时刻紧、使命重,咱们只能在沙河单位食堂用餐,睡在团体宿舍。
建造卫星小站的使命愈加艰巨,建站技能人员要转战全国各地,不分春夏寒暑,拿着罗盘、带着频谱仪,抵达意图地后立刻架天线、找卫星、调试室内单元,功率最高时一天可建一个卫星小站。」
1990年6月,央行将我国金融电脑公司正式更名为我国金融电子化公司,金电公司由此而来,原电子计算中心则被成建制并入。
金电公司独揽大局的景象没有存在多久。1991年,央行决议树立科技司,剥离金电公司的政府功能;之后又将清算总中心剥离出去。
从此,金电公司首要承当电子化项目建造与施行、电子化资金办理等功能;清算总中心则专门担任付出清算体系的建造、运转、保护和办理。
科技司开端的姓名是金融科技司,准备组担任人叫印甫盛,他仍是首任清算总中心主任,此前则担任金电公司总司理助理。
印甫盛是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早年曾在辽宁省向阳柴油机厂做技能员。他在1984年参加兴办了四通公司——我国最早的民营科技公司,也是新浪的源头。
1992年,在央行金融科技司的尽力下,金融科技进步奖被归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系列;当年10月,金融科技司举行了我国金融科学技能委员会树立大会。
在太平洋彼岸,1992年,美国参议员阿尔·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正式推出跨世纪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方案,俗称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
我国决策层相同对新式技能体现出了极高的注重度。1993年6月1日,最高领导人来到央行清算总中心进行实地调查调研,并宣布了《完结金融办理电子化》的重要讲话。
几天之后,刚刚挂牌重组的电子工业部举行全国电子工业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在全国安排施行触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金桥、金卡和金关工程,即“三金工程”。
金卡工程是一场触及各类卡基运用的社会信息体系工程,大大推动了我国银行卡的联通用,并为后来银联的诞生铺平了路途。
1994年4月,一条带宽64K的国际专线,宣告我国成为第77个全功用接入互联的国家。次年,我国第一家互联公司瀛海威诞生了。
当央行金电体系以北京为大本营披荆斩棘之时,在改造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相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金融科技热潮。
咱们将时刻拉回到1993年头,刚刚履新招行副行长不久的万建华,有一天饭后漫步,在蛇口商业大街看到了一台其时还很稀有的ATM,却惊讶地发现ATM显示屏上蒙着厚重的尘埃,银行卡插卡口则挂着零散的蛛丝。
这一幕给万建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2013年出书的《金融e年代》一书中写道:
「它独立一隅,基本上沦为一个为难的铺排。作为银行办理人员,咱们在心里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会有多少人运用这个“主动”的“取钱机器”呢?」
在兴办银联之前,万建华在招行作业了8年,是招行前期金融科技战略的首要推动者。
万建华与招行的缘分颇深。1986年,还在央行任职的万建华,抱着金融改造的热心,提议并参加推动了招商银行的组成。1993年头,万建华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承受招行首任行长王世桢的约请出任副行长,此后升任常务副行长。
那会招行还仅仅一家当地小银行,对科技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注重。
一个被老招行人津津有味的细节是,创建初期的招行经费有限,办公楼都是租赁的,却不惜重金建起了规划可观的培训中心和电脑中心。
也便是从1993年开端,在王世桢、万建华等人的带领下,招行踏上了快速兴起之路,并在我国金融科技开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5年,招行提出“科技兴行”战略,并首先推出了集本外币、定时活期、多储种、多币种、多功用服务于一身的“一卡通”。
1999年,招行发动了国内第一个上银行体系“一通”,全国一切分行一起推出了上个人银行、上企业银行、上付出、上商城、上证券的五大事务品种。
2000年,招行又很早推出“手机银行”服务,经过全球通GSM络,用户能够在手机界面直接完结各种金融理财事务。
从那个时分起,招行就开始确认了将虚拟银行开展成为客户服务首要途径的思路,而同期其他银行底子还没有将虚拟银行上升到战略高度。
同一时期,在与深圳隔海相望的珠海,工商银行走上了一条愈加硬核的金融科技立异之路。
实际上,招行的金融科技立异首要针对运营地域有限、点数量缺乏的痛点,经过产品立异和形式立异,以虚拟银行完结弯道超车;而工行这种国有大行,点遍及城乡、人员规划巨大、办理难度很高,迫切需求搭建起一整套的现代化银行体系,完结会集统一的数字化办理。
为打造自主研制才能,1996年6月29日,工行正式树立软件开发中心,来自各地的行内科技精英齐聚珠海,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小团队,总行科技部副主任纪梅丽出任软件开发中心总司理,敞开了一段金融科技创业史。
1997年,工行软件开发中心发动了“CB2000”体系的开发,这是工行自主研制的超大规划银行运用软件体系,在其时是一个前史性的壮举。
1999年,工行发动数据大会集工程,也便是“9991工程”,这相同是我国金融体系数据会集的创始性工程。此后工行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南、北数据处理中心,完结了全行运营数据的会集。
在此过程中,姜建清在2000年头正式掌舵工商银行。他曾于1994年-199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其时正是美国互联大迸发之际,互联金融立异随之兴起了。
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留洋阅历,深深影响了姜建清。在他主政工行16年间,不只造就了“国际行”的美誉,在金融科技上相同引领同行。
工行软件开发中心,一个从珠海起步的科技部分,这些年来共有11项效果取得人民银行科技进步一等奖、59项效果取得二等奖、54项效果取得三等奖,以绝对优势领跑全职业。
而工行软件园地点的珠海唐家湾,一度成为我国金融科技重镇,多位领导人曾莅临调查。
在新千年行将到来之际,互联泡沫愈演愈烈,促进金融业深度考虑科技改造的影响。
「这是一个对金融服务业极富挑战性的年代。不只如此,咱们将目击一股耐久的强风席卷而来,或发明,或消灭。在这等改造面前,咱们在商场、服务、技能等范畴都毫无退路可走。」
在1999年底出书的《美国银职业的科技改造》一书的最初,姜建清引用了刊登在《银行家》杂志上的这段话。
姜建清一起完结了他的博士论文《金融高科技的开展及其深层影响研讨》,其间许多概念和理论放在今日毫不过期。
但在其时,撒播最广的仍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994年抛出的那句预言——“传统商业银行将成为21世纪的恐龙。”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国际首富大放厥词算了。那会上银行浪潮席卷全球,金融机构看上去掌控了金融科技的主导权。
仅有极少数人真实听了进去,其间之一是王世桢的继任者马蔚华,他从1999年起做了14年的招行行长。马蔚华后来见到盖茨自己还戏称,那句预言让他十几年没有睡好觉。
万建华从招行走向了更宽广的六合。2001年,他领衔授命,从深圳回到离别8年的北京,担任组成我国银联,担任准备组组长。
彼时,正值互联泡沫幻灭,科技职业哀鸿遍野。新浪、易和搜狐上市不久就遭受血崩,而树立不久的阿里和腾讯,更是经受着生死考验。
最困难的时分,阿里的账面资金只能保持半年多,马云被逼缩短事务并很多裁人,简直一切的海外职工都被裁掉了;而马化腾简直穷途末路,差点把开宣布的ICQ软件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深圳电信数据局。
这两家公司毕竟活了过来,借着我国经济起飞的大势,兴起为全球前十的互联巨子,而且以付出为起点,一步步踏上金融科技舞台的中心。
在此期间,工行在股改上市之后登上全球银职业王座,招行生长为有着“零售之王”美誉的全国性银行,银联更是兴起为同VISA和万事达平起平坐的卡安排巨子。
它们都满足优异,但面临腾讯和阿里的闯入,一度无力招架,至今仍然焦虑。
对姜建清、马蔚华和万建华们来说,他们曾创始了一个黄金年代,最终却不得不见证重生实力揭竿而起。
一代人尽力缔造的金融科技传奇,毕竟仍是成为了下一代人习以为常的环境。
这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承受的严酷。没有人永久耸峙潮头,但总有人正披荆斩棘。
一个比过往任何年代都要精彩、隆重的金融科技年代降临了。
参考资料:
《金融e年代》万建华著
《金融、开展和改造》沈联涛主编
《金钉子:我国金融科技改造新坐标》孙国峰著
《金融高科技的开展及其深层影响研讨》姜建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