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历：年代周报作者：郭梓昊石恩惠
“无趣。”
从业20年的音乐人钟立民有些不屑。近些年，音乐节主题越来越花里胡哨，扮演乐队阵型也屡次呈现相同，但飙升的票价却让人无法承受。“这底子不叫音乐节，便是件流水线产品。”钟立民愤愤地说。
本年11月16日，广州草莓音乐节早鸟票开售，价格380元单日票、580的两日票瞬间卖空，在黄牛商场更是炒到上千元。从地下到地上、从边际到干流、从小众到全民，音乐节在我国扎根的第二十一年，全部都变得不同。
开端，人人怀着对悠远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梦想，在荒芜的我国大地上播种、播种，一批人领着另一批人，建立起最开端的音乐节乌托邦，启蒙了一代人的摇滚梦。
2014年长江迷笛音乐节受访者供图摄影师：ZERO宇轩
后来，情怀渐渐成为了一门生意。城市手刺、商业资助、旅行项目，附加在音乐节身上的商业滋味越来越重，音乐节在走向群众的一同，也全方面迈向商业化。
现在，跟着这门生意走向独占，开端遭到流量反噬，职业问题露出：“饭圈化”、扮演阵型相同、票价飙升等问题，深受乐迷诟病；音乐节遍地开花后，能够叫出姓名的品牌越来越少，更多是商业孵化的快餐产品......
“人们对音乐节的了解好像出了问题，时尚就行了。”在钟立民看来，音乐节早已从情怀式的乌托邦，成为一件文娱产品、一桩潮流生意。“他们忘了，音乐节本来该长什么样。”
乌托邦
作为我国榜首个被人熟知的音乐节品牌，迷笛音乐节的呈现始于一场学生结业典礼。
1981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张帆，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磁带里榜首次听到了摇滚乐，“这么棒的音乐其时就让我疯了。”12年后，张帆在北京香山脚下瑞王坟邻近的一所小屋里，兴办了迷笛音乐学校——传说中我国最大的摇滚基地，也是迷笛音乐节的诞生地。
“关于音乐节，咱们开端并没有抱着多么雄伟、巨大的抱负。其时迷笛音乐学校有许多结业生，他们就想做一个结业汇演，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带来现场。”北京迷笛扮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曼承受年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回想道，榜首次结业汇演只需1000人左右的规划，观众便是演员，不分你我。又由于彻底免票，包含迷笛音乐学校周围农家院的邻居、建筑工人，都被邀请来玩，现场还有免费的啤酒和烤串。
榜首届迷笛音乐节现场图源：络
创始人张帆也曾在采访中说道：“榜首届迷笛音乐节非常特别，免费的，红砖墙的近邻便是工地，所以许多光着膀子的民工师傅拿梯子趴那看。我说进来吧哥们，然后他们悉数进来了。音乐便是这样，自在、没有等级、没有富有赤贫，是最直接最朴素的工作。”
乌托邦，是人们用来描绘当年迷笛时最常提及的词汇。
那时，人们对音乐节的幻想都来自悠远的伍德斯托克。1969年，50万年青嬉皮士聚集在纽约州东北边的一个不闻名小镇，在人堆里翻腾、在泥浆里打滚，听一个名叫里奇·海文斯的黑人歌手高歌：自在，自在，自在……借由摇滚乐来呼喊爱与平和，不分年纪、阶层和种族的拥抱。
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也曾想前往伍德斯托克扮演，但被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制止入境。
只停留在回想中的伍德斯托克
“前期的音乐节就像一颗刚刚发芽的种子。全部都是新的，全部都很朴实，然后又充满期望。”钟立民说，有些乐队即使住着地下室、打着额定的零工，也会在周末赶赴音乐节现场，不收扮演费，只为享用其间。
大学生王烁也在这时触摸了摇滚乐，着魔般地喜爱上。攒下每个月的饭钱，隔三岔五去一趟迷笛音乐节，对她来说是一种“朝圣”。在开端的迷笛，能看到卖烤肠的乡民、画着浓浓烟熏妆的朋克青年、光着膀子的纹身乐手；耳里听到的除了噪动的摇滚乐，还有商贩叫卖声、啤酒瓶子咣咣落在草坪上的动静。“看上去非常抵触的文明元素，在这儿却被奇妙糅杂在一同，这正是音乐节的奇特之处。”王烁说。
王烁们思念着那个只存在于香山的乌托邦。
之所思念，是由于再也回不去了。
生意
“窗外的动物从猪看到人，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分不清哪个是人，哪个是猪。”简直全部的乌托邦终究都成了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动物庄园》的容貌。
2004年，迷笛音乐节走向野外，开端榜首次收费，公园门票10块钱一张；次年，这个价格涨到了30块钱，但只管一天，想要玩4天，那是100块钱。
乐迷曾为此吵得无法解开。争辩中心不在于票价，而是收费与否的方式问题。有乐迷在上讲话，“迷笛蜕变了，一点也不共产了”；一支大牌地下乐队更是直言：“迷笛若收费，从此便再也不参加音乐节了”。
这番谈论在当下看来好像没有多少含义，乃至会被当成“笑话”去消解。
就在迷笛困于收费问题时，同年8月8日晚，贺兰山摇滚音乐节闭幕，担任扮演的策划人黄燎原对媒体宣告：“摇滚乐总算不赔钱了”。
2016太湖迷笛音乐节受访者供图摄影师：ZERO宇轩
黄燎原回想，其时一名房地产商给音乐节资助了400万元，就想做个宣扬，“想着赔个两三百万元，人别太少就行了，底子没指望挣钱”。但终究票房让两边都大吃一惊：收入680万元，净赚280万元。
当然，票价也是票房的重要贡献——该音乐节单日150元的高票价，证明商场逐步承受音乐节。
人们开端意识到，音乐节能够成为一门真实的生意。所以，在2007—2014年间，音乐节商场开端了持续井喷。
2009年，迷笛从北京向外拓宽至镇江；热波传媒则在成都举行了热波音乐节；时任《音乐时空》杂志社主编的李宏杰在张家口兴办了张北草原音乐节......音乐节的声响不断在北京郊外呈现。
与此一同，另一个影响当下音乐节商场的巨子——摩登天空兴办的草莓音乐节诞生了。相同在北京的雕塑公园，首届草莓音乐节邀请了国外独立摇滚乐队Deerhoof，以及国内的声响碎片、宠物共谋、脑浑乐队等，还有张楚、王若琳、曹方、老狼、周云蓬等歌手，阵型空前。
相关数据显现，2009年大陆音乐节从原有的年均20场升至40多场。到了2011年，数字现已变成100多场，其间2009—2010年度增幅高达109％。
东西
“人们都很友善，烟递来递去，递到他这儿，他没有抽，又持续递了下去。远远地有人把成箱的啤酒运进来，情势似乎在运送洪水时的救灾物资。女孩们都很美观，发着光，怎样会有那么多美观的女孩。国际真好啊……”这是小说《底子美》中，关于音乐节的一个描绘片段。
2010年，钟立民在广州办了一场音乐节。音乐节虽小，五脏俱全：11支本乡乐队主题、多个货摊组成阛阓，以及现场的热泪盈眶，满意了关于“音乐节”这三个字的底子幻想。
“榜首届音乐节尽管赔了些钱，但来了1000多个人，也算是开端打开了商场。”钟立民志足意满，计划持续办下去，做出本乡特征的音乐节，却在第二年因理念不合被合作方踢出了主创团队。对方告知他，“音乐节预备做大，需求流量大咖，否则无法挣钱。”
“短视！现在大部分搞音乐节都是投机者。”回想这一幕，钟立民开端意识到，音乐节的实质变了：从一种文明符号，沦为引流东西。
2010年后，音乐节开端打上日子方式标签，这给它带来了更安全的商业环境以及更杂乱的文明方式。
除了摇滚、歌谣、盛行等干流音乐节类型之外，二次元、国风、电音等细分范畴的音乐节数量不断添加。在《三联日子周刊》的一篇关于迷笛音乐节报导中，张帆也提及，“关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摇滚扮演不是单纯的损坏，而是一种野外日子。”
偶像集体SNH48献唱草莓音乐节
草坪、阳光、露营地，在拥堵的人群中邂逅白衣飘飘的年青女孩；在暮色拉下后，买来各色冷焰火点着；在酒精的催发下，和陌生人手拉着手跳舞，荷尔蒙达到了最高点......音乐节不再单纯是音乐爱好者的聚会，而是变成了年青一代日子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体会这种日子是需求付费的，并且价格正变得越来越贵。
2012年，广州430音乐节，最廉价的票价定到180元。钟立民在微博呵斥了这类现象，“音乐节不应卖得这么贵！”不到一小时，谈论区就收到了1000条批判。
有人说这才是“良性的商业循环”，有人则责备他“便是见不得音乐节好”。对此，钟立民不以为意，“你见过过圣诞节还要掏钱吗？音乐节自身便是一个节日。”
纵观现在的音乐节商场，提价已是一种职业一致。以草莓音乐节为例，2009年仍是80元的票价，到本年五一，最低票价480元，涨了6倍；本年国庆，成都仙人掌音乐节最高票价1388元，而在2018年，它的现场票价格仅为300元。
王烁在2012年当了草莓音乐节的票务署理，见证着它一步步走向商业化。
那年初，草莓音乐节门票一张100元，简直没有卖光过。王烁还得处处去摆摊、搞宣扬，推销着让大学生买。“但现在不相同了，但凡草莓音乐节的门票，底子都会在5分钟内售罄，乃至一些票务分销公司会提早很多预购，捂热了再往外放，举高价位。”王烁说。
乐队经纪人林天金相同深有感触。在对待音乐节这件事上，他更像钟立民口中的“生意人”。“就票房体现而言，曾经或许一场音乐节售票上万，咱们会觉得这场音乐节挺成功的，但换到现在，售票上万只能是出资商参阅的‘标配’。假如你以为音乐节是一个文娱产品，那他便是奔着钱去，这是业界大多数人的主意，销量便是要害、销量便是全部。”
无论如何，一个显着的事实是，200元看3天的音乐节再也没有了。乐迷阿海有些绝望，近两年的音乐节正渐渐变得让人消费不起。他算了一笔账，从深圳去广州参加一趟草莓音乐节，一个周末连带住宿、音乐节周边花销，至少需花费1400元以上。
“花上千块去看一场音乐节，值吗？”这是包含阿海在内很多乐迷们的疑问。
流量
不知从何时起，王烁减少了去音乐节的次数，她感觉“音乐节不再那么朴实了”。
2017、2018年间，《我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说唱新代代》等一系列音乐综艺节意图播出，让更多的摇滚乐队、说唱歌手成功出圈，一同也标志着归于音乐节的夏天到来了。
2020年的疫情往后，音乐节商场迎来第2次井喷，人们压抑良久的心情急需开释，音乐节成了一个“泄口”，草莓、麦田、迷笛这类头部音乐节一票难求。
大批流量涌入，办音乐节成了一件“不仅仅跟音乐相关”的文明活动。近些年，某景区、某大型游乐园、乃至在一些房地产商开新楼盘时，都会呈现音乐节的身影；卫生巾、避孕套等商家的冠名资助，替代了本来音乐节的啤酒广告，更多本钱商人们盯上了这块肥肉。
有闻名乐评人这样描述现在的音乐节：“音乐公司透过音乐节来挣钱，举行城市透过音乐节推进城市形象与观光旅行，地产商透过音乐节给未来楼盘挂上文明标签。”
引流是音乐节的天然优势。很多的人聚到一同，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核算音乐节的收入必定不能只算门票及衍生产品。音乐节对周边工业经济的推进，才是其存在的重要含义。”钟立民解说，当年广州增城音乐节期间，几大啤酒厂5天就卖出20万瓶啤酒，创下纪录。
当地政府搭台，文明组织唱戏，一般情况下，资助商或许出资商会设定一个人数kpi，“搞手”们只需确保完结既定目标就行。由于亏的也不是自己钱，请流量明星就成了最省劲的做法。
一台音乐节里边有流量明星在，就能快速取得票房和闻名度，乃至有音乐节为了保证票房，组织SHE、陈楚生和李宇春这样的歌手和摇滚乐队同台，导致了乐迷间呈现分解。
阿海无法了解那些张狂叫喊偶像姓名的粉丝。“有些红便是来打卡摄影的，或许底子不听音乐，不在意台上扮演的人是谁；有些粉丝，在偶像进场时尖叫声盖过音乐，扮演完毕后就丢掉旗子四处散去，嘴里想念的只需上过综艺的乐队。”
韩国女团EXID在草莓音乐节上扮演
3年前，林天金带着旗下小雨乐队参演某场音乐节，排在后边的是陈粒，咖位更高。在乐队扮演的歌曲空隙，粉丝们就现已举着灯牌，把前排给霸占了。
“他们不断高喊偶像的姓名了，终究咱们的乐队主唱不得不断下来，不断提示观众，享用音乐。”林天金说，“其时咱们就在想，人红真好。但这个商场便是这么严酷，你没办法。”
另一方面，一些音乐节约定俗成的常规：搭膀子开火车、在人群中跳水、相互撞人，在偶像粉丝们看来相同很难承受，却不得不被逼参加其间。“也由于这样，音乐节的粉丝被划分出各种阵营，咱们尽或许圈地自萌，防止产生言语抵触。”阿海说。
是流量毁了音乐节吗？阿海说不上来，他仅仅想听一些不相同的音乐，但现在满大街都是流量明星，主办方们也都在做最大公约数地迎合流量。“只能说一部分人的夸姣存在于未来，另一部分则永久停留在曩昔，而我归于后者。”
“假如非要怪谁的话，仍是只能怪乐迷自身”。在林天金看来，把“流量”请到音乐节，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商场行为。音乐节主办方不请流量明星、红乐队，找一些丰厚多元化的演员来参演，情怀和抱负是到位了，但观众又不来买票，这怎样行呢？
寻觅下一个乌托邦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创始人迈克尔·伊维斯说:“人们不过是巴望在这儿过上几天返璞归真的日子，趁便听听音乐。”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咱们手持啤酒，咱们不谋而合，咱们一同走向音乐。
可当全部都以挣钱、引流为意图时，音乐节商场也逐步走向了虚伪的昌盛。
据《榜首财经》报导，2019年，80%的我国音乐节依然无法盈余。另据音乐财经计算，我国音乐节最活泼的这几年，仅有39.3%的品牌能存活。投入高、运营重、盈余难，正式成为一门生意之后，音乐节像其他全部本钱进入的职业相同，马太效应严峻，商场向实力雄厚的巨子和大渠道歪斜现已不可防止。
张帆曾在承受采访时表明，全我国一年有100个音乐节都不算多。现在，全国每年开办的音乐节数量现已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数据显现，2017—2019年间，国内音乐节总数稳定在250场以上。但这傍边，到底有多少真实在办音乐节呢？
“其实咱们不需求这么多音乐节。”钟立民以为，现在的音乐节在必定程度上是舍本求末：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名为“音乐节”的产品，相同的阵型、没有魂灵和连续，意图仅仅用这个噱头去挣钱。
人们急于寻觅下一个代表“乌托邦”的音乐节，回到90年代所谓我国摇滚最光辉的年代。
王曼对此不抱有梦想，也不会去强求所谓的“文艺复兴”。在她看来，一个职业的兴衰成败也不是朝夕之间的事，能做的便是坚持自己的初心。“不管是扎堆的泡沫也好，仍是消亡后的重生也好，必定还有踏踏实实做工作的人一直在推进这个职业往前走，也算是某种含义上的巨大复兴。”
钟立民期望见到音乐节真实含义上的百家争鸣，“不是把一株花遍地去插，而是每个当地开的花都不相同。”“有连续、有魂灵，关于群众满足容纳”，这曾是他对音乐节夸姣范本的幻想，但在当下商业味渐浓的环境下，却成为了难以再寻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