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吴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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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修订通往后，商场人士以为，刑法也需求进行相应调整。刚刚审理完罗山东操作商场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于江承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明，加大对证券商场违法违法的处分力度，刑法修订也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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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于江（左）承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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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江表明，罗山东操作商场案共触及七项罪名，但在对应罪名的量刑上，曾遇到很大困惑。

本案中，4名被告人并不具有从事证券、期货出资咨询事务资质，且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答应，在此状况下，4人向别人引荐股票并从中获利，归于不合法从事证券事务。一起，4人应龚世威等人的恳求，协助其引荐股票，然后协助其出货，属为操作证券商场供应协助，4人的行为既构成操作证券商场的共犯，也构成不合法运营罪，并且都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

“依照刑法规则，不合法运营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起伏为5年至15年有期徒刑；操作商场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起伏是5年至10年，按‘择一重罪处分’的刑法适用准则，应以不合法运营论处。”于江对《证券日报》记者称，“本案中，引荐股票的人仅仅协助主犯操作商场，但从刑法上来看，为操作供应协助的人所面对的法定刑却要高于操作者，所以在量刑的平衡上比较难。”

于江表明，现在刑法对触及证券商场的几个罪名所规则的法定刑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惩罚偏轻，与相应违法行为的社会损害程度不相符，对证券商场违法违法行为的冲击力度不行，不能很好地起到震撼效果，不能很好地表现罪刑相适应的准则。二是不同罪名所对应的法定刑之间也存在不平衡的状况，重罪的刑轻、轻罪的反而刑重。例如，诈骗发行股票、债券罪，法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违规发表、不发表重要信息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这两种违法都是证券商场源头性违法，是在一级商场违法，是公司的大股东、实践操控人或公司高管施行的违法行为，其客观损害性及恶劣程度都远大于二级商场上的内情买卖、操作证券商场违法，但法定刑却远低于内情买卖罪、操作证券商场罪，后两者的法定最高刑均为十年。公司诈骗发行的损害是多方面的，不只损害出资者的利益、打乱本钱商场秩序，也对国家公信力也产生影响，信披违规不能只看其表象，更要透过现象看实质，深究下去，往往都隐藏着巨大的利益输送。三是对个罪规则的惩罚不行科学、细化，如诈骗发行股票、债券罪，与违规发表、不发表重要信息罪，都只规则了一个量刑起伏。

近年来，证监会也不断表明，要推进刑法修正。2019年出台的“深改12条”中，在“第八条进一步加大法治供应”中提出，加速推进刑法、证券法修正，大幅进步诈骗发行、上市公司虚伪信息发表和中介机构供应虚伪证明文件等违法行为的违法本钱。近来，证监会举行2020年体系工作会议时再次提出，要推进刑法修正、期货法立法。

别的，《九民纪要》现已清晰，配资归于国家特许运营的金融事务，未经依法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不合法从事配资事务，今后再不合法从事配资事务的单位、个人，就涉嫌不合法运营，除了面对最高可达15年的有期徒刑外，配资所用资金也或许会被没收。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求的是高质量的开展，对本钱商场主体而言，高质量开展首先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