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宋鸿兵

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金融战败，特别是他们对金融战略地位的高度关注金融战败，使日本在金融国防上成功防御了西方列强的强大攻势，这是日本工业崛起的先决条件。今天我们接着聊聊大清帝国的金融战败是如何导致国运的衰落。

首先，清政府从来就没有形成金融国防的概念。日本明治维新之初，出身于武士阶层的金融元老们就清醒地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不亚于帝国海军。

号称“帝国九元老”之首的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的第一年就专门到美国去考察现代银行制度，并确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力推模仿美国的国家银行体系。另一个元老井上馨，也是武士出身，掌握财政部大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废两改元”，日元的货币统一比中国早了近70年；第三位元老松方正义，还是武士出身，在1882年创建了日本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比清朝的中央银行大清银行早了26年。

日本帝国九元老中的三分之一，都高度关注金融问题，这些人都是武士出身，对金融国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大清的洋务运动派。

其实，清朝的洋务运动起步于1861年曾国藩搞的安庆军械所，这比明治维新早了七年。但是，洋务运动派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朝廷里的恭亲王奕訢，还是地方派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就没有一个人像日本九元老那样关注过金融问题。搞了近40年的洋务运动，枪炮、电报、轮船、机器、采矿、冶金、学校、报纸的项目一大堆，竟然没有办一家现代银行。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直到1897年才建立，这比日本晚了近30年。

为什么洋务运动派对金融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日本的九元老呢？日本的金融元老都是武士出身，洋务运动派则大都是科甲进士，按理说武士的文化程度显然比不上进士。

我觉得合理的解释就是日本的武士元老看金融问题与中国文人的视角不同，武士更容易从国防的角度来认识金融的重要性。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头30年很少借外债，这就是由于日本的金融武士们看到了外债对大清帝国的经济体系所形成的巨大侵略性。

当1882年日本财政大臣大隈重信提出想借5000万日元的外债来挽救日元贬值时，立刻遭到日本朝野暴风骤雨般的谩骂，痛斥这种卖国行为。最后日本终于想出了建立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央行联手，与外国银行争夺汇票贴现业务的办法，既夺回了贸易定价权，又恢复了日元信用。

△ 横滨正金银行 1920

清朝长期忽视金融国防，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已经吃过大亏。比如，鸦片战争表面上看是一场贸易战，实质上它更是一场货币战。在鸦片贸易之前，中国与西方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大拳头产品横扫欧洲，而欧洲的纺织品却很难打进中国市场，结果欧洲人只能用白银购买中国产品。

除了贸易失衡，白银涌向中国还有一个金融套利的问题，中国白银贵而黄金便宜，欧洲正好相反，17世纪广州的金银比价为1金融战败：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于是，欧洲商人将大量白银运到东方，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结果导致英国出现银荒，而黄金过剩。

当时英镑是银本位，一英镑就是一磅重的纯银，最终英镑不得不脱离银本位，而切换为金本位。如此一来，以英国为代表的金本位就与中国为核心的银本位形成了世界两大货币阵营。

英国要确立黄金英镑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就必须打垮白银货币的中国。在18世纪英国人征服了印度之后，下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中国。鸦片贸易成为英国打击大清货币体系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从1790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40多万箱，使中国出现严重的贸易逆差，鸦片贸易50年总共卷走中国2.3亿两白银，结果中国出现了“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

本来清朝的银铜双货币机制运转良好，比价基本稳定在1：1000，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飞升至兑换铜钱1600文。农民、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平时所得都是铜钱，但交税则需折成白银，如此一来，税负大为加重。

百姓生活困窘，交税自然拖延，结果造成清政府的财政能力急剧衰退。从鸦片贸易之前国库存银高达7000万两，到1850年时仅剩800余万两，连一次战争都打不起了。正是鸦片贸易摧毁了大清的货币基石，随之而来的是财政枯竭，人民生活困苦，经济贸易凋敝，社会矛盾尖锐。太平天国引发的大规模内战，正是清朝货币战败的后果。

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本质上是一场货币战争？因为英国在印度大规模种植鸦片，却严禁在印度销售，也不许在英国占领的新加坡、香港和东南亚地区销售，这就不是简单做生意赚钱的问题了，鸦片贸易是针对中国量身定制的货币武器。

即便是吃了大亏之后，清朝的文人官员们仍然对金融国防表现出惊人的迟钝和麻木，洋务运动都搞了快半个世纪了，中国也没有建立起中央银行，这导致了三个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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