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苏华西村的72层龙希大酒店脚下是一片荒地，在夕阳映衬下，显得格外寥落。本报记者尹永光摄

　　“稳中求进”应成村级经济体借鉴模式

　　长江商报消息针对传统业务没落且转型困难的中国名村，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建言——

　　□本报记者尹永光

　　实习生范维雅发自北京

　　72层的龙希大酒店在华西村总是显得格外醒目，这座被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称作“空中华西村”的高楼，如今脚下却是一片荒地，在夕阳映衬下，显得有些寥落。

　　事实上，长江商报记者在江苏华西村、上海九星村等地的实地采访中，不断感受到这种“割裂感”。以华西村为例：一边是豪华的龙希大酒店和塔群，一边则是废旧的厂房和村外杂乱无章的生活环境；一边是共同富裕的理想，一边是中心村与周边村的区别对待；一边是辉煌的过去，另一边是焦灼的现在和未来。

　　世事变迁，曾为这些经济名村带来滚滚财富和荣耀的传统业务正在走向没落，即使多次转型，但也艰难重重。

　　“村级经济未来会作为一种‘神话’刺激各地经济的增长”。1月24日，经济学家宋清辉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而言，“稳中求进”是村级经济体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村级经济未来不会占据经济体系中的主要地位，在城镇化浪潮中，村庄将越来越少，村级经济可能将转化为城镇化经济。

　　而针对经济名村未来的发展，湖北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曾建民提出了四点建议，即发展特色经济、结合农村本身的资源和劳动力情况、向第三产业倾斜、更加重视资本运作。

　　弃农工业化催生经济名村

　　2016年1月25日，长江商报记者在江苏华西村发现，华西村中心村0.9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已经没有一分耕地，完全实现了工业化。这种通过乡镇企业实现非农业化发展的方式被称为苏南模式。

　　江苏华西村之后，北京韩村河村、山东沈泉庄村、上海九星村等均通过集体经济相继崛起。

　　“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村庄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就。”经济学家宋清辉1月24日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国家政策的作用外，经济名村能够崛起的原因通常有两点，一是在原有的农业基础上积极发展工业；二是全村村民能够在村领导的带动下共同发展集体经济。

　　湖北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曾建民1月25日同样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了对农业工业化的肯定：“只有搞工业才能赚钱，经济名村的崛起一般是以集约化劳动密集型为主，常常是以本身资源支撑发展，比较低端，投资少，见效快。”

　　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华西村1969年开始工业化尝试，1994年开始完全实现工业化；效仿华西村，韩村河村1978年开始组建韩村河建筑队，1994年成立韩建集团，2006年开始“二次创业”，逐步形成房地产、建筑施工、输水管业三大主导产业；沈泉庄村1987年创办罗庄镇白瓷厂，随后将之“公有化”。

　　只有九星村这个“沪版汉正街”依靠服务业发展壮大，1998年8月至11月，九星村办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货、胶合板、农副产品五大批发市场，后逐渐向外扩展。

　　“我们过去因为计划经济，导致后来有些行业或市场存在空白，村级经济当时的发展正好可以弥补计划经济导致的空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农村产业研究室主任张元红1月22日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当市场比较成熟之后，传统行业优势减小，农村的企业都会面临这种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

　　实际上，这些经济名村之间也存在互相传承借鉴的关系。韩村河村实施工业化战略时，只留下少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他人全部参与建筑队，韩村河村曾公开对外表示，这是学习华西村的发展模式。

　　另外，从这几大经济名村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互相之间的模仿和跟风，热电、海运、金融都曾作为经济名村的重点业务被对外推介。

　　不过，宋清辉指出，经济名村并不具有太多的借鉴性：“如果传承真的有效，那么现在应该全国都是华西村。经济名村之所以是经济名村，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村子的发展战略是否符合实际；第二是村中劳动力组成结构是否合理；第三是发展是否符合政策导向。如果这三方面都不符合，即便是搬运原班人马进行建设，效果也远达不到目标。”

　　除此之外，随着资本运作的日益频繁，经济名村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韩建河山招股书显示，韩建河山第三大股东为持股2.05%的深圳璞石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璞石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无锡宝盛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而无锡宝盛正是由华西集团出资100%设立的。也就是说，华西村间接投资了韩村河村旗下的上市公司韩建河山。

　　“灵魂人物”褒贬参半

　　经济名村的另一大共同点则是都拥有一个“灵魂人物”，如华西村的吴仁宝、韩村河村的田雄等。

　　在曾建民看来，这些人物都对经济名村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村庄都是在这样一个领军人物的带领和号召下，走上工业化道路，所以领军人物是整个村级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一旦村庄的经济走上正轨，能够为集体企业带来利润、为村民谋得福利的时候，那么这个领军人物的号召力就会进一步增强。”

　　不过，“灵魂人物”对村集体经济的“过度掌控”也引起了外界的质疑。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华西村旗下上市公司之所以业绩下滑，或许正是因为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均由“吴家人”担任。华西股份前董事长孙云丰、现总经理李满良都在华西村、华西集团担任要职——两人同为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并分别担任华西集团纺织品总公司、宝昌化纤总公司的负责人。此外，两人也都是吴氏家族成员，孙是吴仁宝的孙女婿，李是吴仁宝的外甥。

　　此外，经济名村的“权力交接”也备受诟病。在已知完成“权力交接”的华西村和九星村中，华西村“新书记”吴协恩为“老书记”吴仁宝四子，关于吴协恩的当选，外界所知的只有吴仁宝三子吴协平曾经说过的，吴协恩善于利用华西村的无形资产；对于九星村“老书记”吴恩福与“新书记”吴哲华的关系，尽管外界一直多有猜测，但从未确定，1月27日九星控股宣教文明办主任贺小岗向长江商报记者确认，吴恩福与吴哲华为叔侄关系。

　　“自家人能力怎样，是不是能胜任企业管理很难说，如果是一个团队，成立一个决策层来控制这个企业可能会更好一点”，曾建民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在最开始、规模较小的时候，企业受领军人物水平高低的限制要小一些，但是一旦企业做大，规模拓展，经营向高科技、多元化发展的话，家族企业如果不吸引新的人才、更新观念，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村级经济或将转化为城镇化经济

　　“大环境遭遇瓶颈，经济名村不能着急。当前而言，‘稳中求进’是村级经济体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宋清辉表示，村级经济体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根据自身因素寻找真正有效的盈利点，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发展，“近年来，诸多急功急利发展村级经济体的案例不断被曝光，说明了村级经济体的建设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在此背景下，曾建民提出高端化和有特色两项举措：“一般村子要发展好企业的话，还是要向高端化的方向转型，不然，经济调整之后，村子就不行了。用高科技来促进产品的发展，以前纺织品换飞机的年代是不会再出现了。同时，不管你是工业还是农业，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非你不可就能够不怕大环境的影响。”

　　尽管上海九星村转型并不是特别顺利，但是根据九星村向长江商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九星村无论是净资产、净利润、上缴税收还是村民福利，都在稳步上升，这主要是因为九星村拥有众多市场，且地段优良。

　　除此之外，在曾建民看来，结合农村本身的资源和劳动力情况向第三产业倾斜同样重要：“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应该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这样的排列，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满足大众的需求”。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用资本运作来提高产品的利润，用钱来生钱。农业转服务业是一个阶梯，服务业转金融也是一个阶梯，资本运作阶段应该是最高阶段。实际上，在曾建民提出这个应对措施之前，经济名村们已经开启了在金融领域的布局，除华西村、华西股份大举高调进入金融领域之外，韩建集团成立了韩建金融，华盛江泉集团也建立了江泉e贷，九星控股旗下曾拥有小贷、典当等多项金融业务。

　　对与经济名村未来的定位，宋清辉表示：“村级经济未来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不会占据主要地位，但会作为一种‘神话’来刺激各地经济的增长。在城镇化浪潮中，村庄将越来越少，村级经济可能将转化为城镇化经济。”

　　村级经济未来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不会占据主要地位，但会作为一种“神话”来刺激各地经济的增长。在城镇化浪潮中，村庄将越来越少，村级经济可能将转化为城镇化经济。

　　——经济学家宋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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