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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水木然

  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张嘴就谈经济,说明他充其量是个二流的专家。而那些发明一堆新词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搞清经济的本质。

  这世上万物的运作逻辑,总是存在着“妙不可言”的内在联系。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向大家普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变幻本质、未来发展走向。经济,根本没有那么晦涩难懂。

  物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熵”。

  

  什么是熵呢?我们知道,物体都是由粒子组成的,粒子又是不断运动的,但是这种运动往往是"无序运动",“熵”就是衡量一个物体里的粒子做运动“无序化程度”的一个概念。如图所示:

  

  所以:

  熵越大,意味着物体内部越混乱;

  熵越小,意味着物体内部越有序;

  而运动的粒子就具备了能量,当不同方向运动的粒子碰撞在一起,很多粒子身上携带的能量就彼此消耗了。那么,当熵处于最小值时,那么整个系统也处于最有序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每个粒子产生的能量都会统一的收纳和释放。所以系统的能量集中程度最高、有效能量最大。

  相反,当熵为最大值,整个系统有效能量完全耗散的状态,也就是混乱度最大的状态,此时粒子携带的能量被彼此的碰撞消耗。如图:

  

  所以一个系统的能量可以用它内部粒子运动的"有序化"去衡量,即熵越小,系统能量越大,也越稳定。

  比如互联网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革新力量,就是因为计算机是高度有序的系统。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可以看成一个物体,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就相当于物体里的每一个粒子。

  而我们使用的金钱,只是对贮存着的能量的债权而已,花钱相当于我们释放出能量。

  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相当于每一份能量都能被合理利用和转化,从而产生能量聚合的效应。

  那么,现在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呢?

  这得循序渐进的讲……

  当今世界的主流运转一直遵循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呢?这就要从300年前的一本书说起,这本书就是被尊为西方经济学 “圣经”的《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也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但是亚当·斯密从未把自己看作是所谓的”经济学家“,他只是一个精通历史、哲学、人文的社会学家,所谓的经济学家这顶帽子,也是后人给他戴上的,从此很多人就以”经济学家“自居)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在于:他主张社会里的人都自由行动起来,当然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是由“利己心”出发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都会努力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利己心”会指导大家把资本向着最有利的地方去投资。而但当若投入过多时,其行业利润便会减少,于是大家会自然地改正这种“错误”的投资。所以,纵使没有任何法律政令的干涉,这种“利己心”依然有一种内在平衡作用,这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按照这种逻辑:只要社会上的人都自由行动起来,看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拥有自行调整机制。比如越是社会所需要的地方,利润就越大。它将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产品。结果这种投资可以增进社会的繁荣,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可以得到自然的和谐,这就将个人的利己主义会跟社会财富统一起来,是不冲突的。因此他主张尽量减少政府干预,把“自由竞争”奉为上上策,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一出世,就迎合了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道理很简单,在此之前,整个社会还处于封建体制之下,一片死气沉沉,而自由市场经济一诞生,就相当于激发了物体内部的每一个粒子,让他们运动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运转的系统,具备了更强的能量。

  

  而世界最近300年以来的发展逻辑,都没用逃脱这本书的理论。欧洲和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践行者,尤其美国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其近代以来的经济繁荣说明这种理论可行性。

  因此300年过去了,凡是遵从这个理论的国家都富裕,凡是不遵从这个理论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贫穷。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硕果,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借鉴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物理世界,“自由市场经济”的诞生就像当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经典。万有引力发现了万物的互相作用和关系,“看不见的手”则形成了如今世界的经济模式。

  

  如果真理是一场比赛,历史就是最好的裁判员。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这个社会没有永恒不变的道理。

  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力学的确立。1905年,爱因斯坦于建立的狭义相对论,将牛顿的经典力学推翻重建。2015年,量子力学理论的确立,又让世人重新审视相对论。

  没有永恒的真相,只有永恒的发展!

  《国富论》出版至今恰恰也已经过去了300年。实际上,早在这本书出版的100多年以后,历史已经暴露了它的有待完善之处。

  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因为每个人都在朝自己利益最大化运作,就像物体里随机运动的粒子,这是一种没有“公共秩序”的系统状态。

  如果按照《国富论》的论述,整个社会将会持续、有序的发展下去,但是几十年后,资本主义国家就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

  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以来,世界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中美国7次、日本7次、联邦德国7次、法国5次。每次经济危机都会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都使社会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

  再放眼如今的世界,各国为了维系原有的运行机制,每当遇到危机,就会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要么发行货币,或者刺激经济流通,企图提升消费需求!最典型的就是美联储的降息、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欧洲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的降息降准、货币超发等等。

  据统计,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一共已降息637次,美国银行数据估计目前全球已有4.89亿人口生活在负利率国家!然而事实一再证明:量化宽松并不是灵丹妙药!

  各种迹象已经反复证明一件事:全球经济已经遇到了一个奇点,这个奇点是300年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导致的,它已经不是一个政策能够解决的。

  水木然认为:如果按照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每个人虽然都会有一股冲劲,但是每个人产生的效能会互相抵消,这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虽然粒子在运动,但是物体的熵太大。

  

  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是支离破碎的,混乱程度也就越大,我们当代世界的危机触目惊心的道理就在这里。

  以水木然的家乡为例,记得我去年过年回家,老家街道上的一个路口总是堵车,一堵就是两三个小时,路面的车也不多,但就是无法疏通,于是我就下车在路口观察一会,半个小时我就明白了堵塞的根本原因:每一个开车的人都见缝插针,看见一个缝隙就抢着填上,根本不会顾忌其它车辆,于是大家都在那里塞着,宁可坐在位子上抽烟,也不愿意彼此谦让空出一条道出来,后来有人着急赶回家,实在等不急就挺身而出去指挥这些车辆,该退的退,该让的让,这才慢慢恢复交通秩序。

  

  补充一下:那个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如果有了红绿灯秩序还会那样混乱吗?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只会想到自己,于是很快就会乱作一团,所以“自由”一定要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而我们总是崇尚自由,却无法做到自律,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有规则来维系社会的运转,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

  前端时间关于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经济学家的对比很多,其实他们争论焦点很简单,用一个贴切的比喻就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一个主张在马路上多设置一些红绿灯,另一个主张减少一些红绿灯。我也想请问各位:你觉的哪个办法才能真正解决拥堵问题?

  真正能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手段是什么?唯有规则。

  

  而如今世界经济的危机,更说明了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并不是完美的。按照凯恩斯当年的说法:世界300年内不会有人像爱因斯坦推翻牛顿那样,去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现在《国富论》诞生已经接近300年了,世界的奇点已经来临,就在当下。在互联网的催促下,社会的运转规则正在改变:

  我们来看个“囚徒困境”例子:

  假设有两个小偷A和B联合犯事、私入民宅被警察抓住。警方将两人分别置于不同的两个房间内进行审讯,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警方给出的政策是: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坦白了罪行,交出了赃物,于是证据确凿,两人都被判有罪。如果另一个犯罪嫌疑人也作了坦白,则两人各被判刑8年;如果另一个犯罪嫌人没有坦白而是抵赖,则以妨碍公务罪(因已有证据表明其有罪)再加刑2年,而坦白者有功被减刑8年,立即释放。

  如果两人都抵赖,则警方因证据不足不能判两人的偷窃罪,但可以私入民宅的罪名将两人各判入狱1年。

  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1年。

  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首先应该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事双方都会怀疑对方会出卖自己以求自保、其次才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进行选择。

  这两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盘算过程:假如他坦白,如果我抵赖,得坐10年监狱,如果我坦白最多才8年;假如他要是抵赖,如果我也抵赖,我就会被判一年,如果我坦白就可以被释放,而他会坐10年牢。

  综合以上几种情况考虑,不管他坦白与否,对我而言都是坦白了划算。两个人都会动这样的脑筋,最终,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结果都被判8年刑期。

  这个案例中,两个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处一年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8年的结局,这就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发掘“看不见的手”原理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因此,水木然认为:人类心理、思维、价值观、行为上的混乱,也可以归结为熵的增加。当世界达到最大熵状态,意味着人人自危,互相对抗。所有的生产效能都会被相应的副作用抵消,此时万物一片死气沉沉。

  水木然认为:300年之前,世界经济刚刚开始发展,我们应该鼓励自由。300年之后,社会的自由度已经充分释放,此时我们应该思考运作效率的最大化。

  物体之熵即经济之伤,应该降低到最小。

  我们必须意识到大环境的变化,传统商业是一门竞争的艺术,往往是抢到先机者往往胜出,价格低廉者胜出,这也叫自由竞争,而在互联网、工业4.0等新技术的配合下,现在的商业越来越变成了一门协作的艺术,做服务的比不过做产品的,做产品的比不过做平台的。大企业在努力裂变成平台,小企业在聚变成平台,此外,做产品的也在努力做成平台。企业未来真正的发展方向是平台化。在平台上,大家求同存异,互相补充,共同发展。

  

  平台化的本质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由以“竞争”主导迈向“协作”主导。

  再看一个打猎的例子:

  两个猎人出发去打猎。假设一头鹿有400公斤肉,但必须两人合作才能打到,一个人打什么都获得不了。同地区有一群兔子,一共有200公斤肉,两人合作可以全部打完,但一个人打也可以获得100公斤肉。两个猎人各自都知道对方的平衡策略,但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影响对方的决策。最终的结果会怎样?

  A 鹿B 鹿:200,200

  A 鹿B 兔:0,100

  A 兔B 鹿:100,0

  A 兔B 兔:100,100

  这里面有两个均衡:

  (1)两人都猎鹿:任何一人单方切换成猎兔子,都会让自己的收益从200跌到100。

  (2)两人都猎兔子:任何一人单方切换成猎鹿,都会让自己的收益从100跌到0。

  注意,这里面都是单方更改。协作的重要性从这里可见一斑。如果两个人都只顾自己,只能获取部分成果。如果两人选择合作,都可以扩获取最大效果的成功。但是,如果两个人的合作不够信任,一切是一场空。

  这就是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在一个局中,所有参与人组成一个效果最大化的策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上,任何参与人单独改变策略都不会得到好处。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国富论》强调了“分工”的形成,以及“分工”对社会财富的贡献。而如今我们必须开始研究“协作”关系,用“协作”来实现运作效能最大化的平衡。

  水木然认为:世界正在进入链接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网络“节点”,只有被“链接”起来才能发挥效应。以前的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是物与物上,现在将逐渐转移到人与人上,这将成为企业组织转型的重要背景。求同存异,协作共享才是大势所趋。

  

  而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世界将越来越有序化,随时都会发生各种连动和聚合效应。而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一定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然后努力占据合适的环节或位置,千万不能再像无头苍蝇乱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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