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若麟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对这样的现象早已熟视无睹：
有一次我进入一家大型商场。我惊讶地发现，一眼望去，竟看不到一家用中文标明店名的店铺。我们想买房子，到市场上一打听，不是“牛津花园”、就是“剑桥小镇”，再不然就是“拉菲水岸”……打开电视，跳进眼帘的是头发染成金色的节目主持人。朋友间谈起来，成功的标志往往就是某某某移民国外。
我曾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法国某个社会现象颇有微词。结果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别再整天批评西方了？你把西方说得那么不堪，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回答：“是事实也最好不要说了。”
我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竟然成了我们的希望。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想法在我们的同胞中间还是有相当市场的。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存在的所有令人缺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一切难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消息。
这就是我要剖析的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病症”。
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并非偶然。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出现了偏差。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而人民币与法国法郎的兑换率是1.2:1。一法郎可以兑换一元二角人民币。我到法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法国的最低平均工资是4400多法郎。也就是说，一个在法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的最低工资也可以拿到5000多人民币。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收入并不低的阶层，我的工资仅仅相当于47法郎！我在巴黎到处看到日本电器产品的广告，于是就起了一个念头，想找一件“中国制造”。我把巴黎几大商场翻了一个遍，最后才在春天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件“中国制造”：是上海生产的一个小玩具钢琴。价格正好是47法郎。这一事实对我的冲击和震撼，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向西方学习”为己任，包括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知道，西方有一个传统来自于《圣经》：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也就是说，他们言行并不一致。他们并不想告诉我们他们强大的真实方法。
相反，他们告诉了我们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但是，我们当时是那么着急地想复兴国家，一些人于是忘记了祖先“听其言、观其行”的教诲，囫囵吞枣地将西方告诉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全盘照收。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很多“专家”，实际上是背诵西方文献水平最高的人。
他们并不了解现实中的西方，而把西方告诉我们的书本上、理念上的、传说中的西方，当成了西方的现实。他们背诵西方文献的“水平”是如此之高、对背诵本身是如此地热忱，甚至于当中国的现实与西方理论不符时，他们也不认为是西方理论有偏差、有局限，相反认为是中国的现实不对！结果他们受到西方的热烈追捧，因为他们在为西方代言，在为西方洗我们的脑子。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第一是自认征服者为我们的精神主人；第二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我们的权力；第三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自认征服者为精神主人，相对而言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不知从何时起，评价我们电影水平的，不再是我们的票房，不再是我们的金鸡奖、百花奖，而是奥斯卡奖，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
一部票房成功的中国电影，要是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在我们一些影评人口中，便是“进不了奥斯卡殿堂的低劣之作”；而当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作品在中国票房惨淡的时候，一些影评人又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怎么这么差，竟不懂欣赏高水平的文艺片？”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谈到普利策奖时，有听众不知，便问是什么奖；我的一位中国同行居然这样回答：普利策是咱们新闻界的最高奖！“咱们新闻界”？还是“最高奖”？如果这不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话，那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形容了。
精神被“殖民”的第二个特征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自己的权力。
我在法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也参观、访问过很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我去过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其国民在任何领域都拥有优先权。大概只有在中国，“外宾”才享有不少优先于中国国民的权利。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因为在法国直接用法语撰写、出版了一本书：leschinoissontdeshommescommelesautres。法国媒体还做了报道。于是国内有一家涉外出版社就找到我，与我商谈，邀请我做他们的签约作者。条件非常优厚：我继续我的外语写作，出版社给予我一定的津贴，等我的书在国外出版后再购买我的版权在中国出版。一切谈得非常好。等到要签约时，对方突然问我，郑若麟先生您是什么国籍？我说，当然是中国国籍。对方立即回答：啊呀对不起，我们这个合同只对外籍人士有效。你是中国国籍，对不起，我们不能签这个约。这样的事我还多次遇到。
精神被“殖民”的第三个特征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本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师夷长技以自强”，都是为了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之长处，来保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然而，从“师夷长技”到“崇洋媚外”有时仅仅一步之遥而已。今天有些人几乎竭尽全力地要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切。这就成了典型的崇洋媚外而不再是师夷长技了。
我们近年来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与国际接轨”。改变我们的制度以向“国际标准”、“国际惯例”靠拢，也是“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的典型例子。一旦越界，我们就踏上了被精神“殖民”的不归之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法国国民议会是如何在1973年1月3日、在“与国际接轨”的精神指导下，通过了一个《银行法》，从而走向今天深陷公共债务经济的深渊的。与国际接轨，要看接的是什么样的轨。而事实上错误的轨道太多了，其中有很多甚至是西方故意给我们预设的。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精神“殖民”。
最极端的例子当然就是：全盘西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自觉地接受外来精神“殖民”的人民，似乎并不少……
因此，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落到这一步？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以一神教为基础。大凡一神教文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将世人分为两类：信教的上帝的子民，和不信教的异教徒。上帝的子民先天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将“迷途的羔羊”带回上帝的怀抱。也就是说，一神教文明的特质，是一种征服文明。
欧洲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一旦条件成熟，便开始向海外殖民。派出的第一批先驱，正是有着传教任务的传教士。很快，随着大英帝国率先完成工业化革命后，在军事技术上白种人突然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压倒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殖民征服便大规模地拉开了帷幕。
大英帝国征服美洲，进军印度，蚕食非洲，最后来到东方古国中国，开始了征服中国的漫长且充满了火与血的历程。然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中国避免了印度那样全面沦为殖民地的命运。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伟大国家。
但是征服文明是不会放弃其征服使命的。就像一头肉食动物永远是要猎取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无法改变征服文明的本性。当然，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说老虎是一种肉食动物，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法与老虎和平相处。只是我们作为一种从来没有扩张野心的草食动物(用大熊猫来形象是再贴切不过了)，我们必须警惕和防止被老虎吃掉。
今天，西方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在政治上驯服中国、在经贸上操纵中国、在金融上控制中国……都已不再可能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领域并没有放弃，那就是在精神上“殖民”中国。
要在精神上“殖民”一个国家，有三大重要的法宝：用新闻报道来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虚构)你的现实，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
第一大法宝，用新闻报道来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虚构)你的现实
大家不知道是否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不再是通过我们自身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和感触，而是主要通过媒体上的新闻。新闻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新闻是向世人解释(甚至虚构)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可以说，我们每天对世界现实的认识，大致就是大众传媒告诉我们的“电视世界”、“互联网世界”或“纸媒世界”；媒体告诉我们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虚拟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早已超过我们自己切身体验的真实世界。
本来，我们中国人生活是否幸福，应该是我们才最有发言权。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西方媒体在谈及中国时，90%以上都是负面的。久而久之，中国的负面新闻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现实”。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西方的媒体都是以批评为主的。所以西方负面报道中国也是“正常的”。
我每次听到这种说法我都会反问：你做过调查吗？事实上我做过多次统计。法国媒体在报道其本国新闻时，绝对是以正面报道为主，比例大约是70%左右。但问题是，法国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时，几乎90%以上是负面的。一正一负，其洗`脑“效益”是非常高的。
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我想加一句：“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为什么在西方只强调新闻自由，而从来不提民众的“知情权”？因为绝对的新闻自由就意味着不需要对事实负责。如果没有事实来制约新闻，如果不是绝对严格地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地报道的话，那么造谣也将是自由的。
因此绝对的新闻自由就使大众传媒成为一种洗`脑的工具。所以，请大家谨记：只有自然发生的事件，没有自然形成的新闻，对某一事件“是否报道”、“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方式。之所以西方只对发生在中国的负面事件进行报道，就是为了在世人面前将中国描述成一个负面的国家。这是对中国进行精神“殖民”的第一步：摧毁中国民众的自信心。
当今世界的国际新闻现存“秩序”是：从美国(西方)而来、朝美国(西方)而去。
发生在美国(西方)的一切都是新闻，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闻，则只有当美国(西方)关注的时候，才会成为新闻。正因为这一新闻秩序，使得美国(西方)主导着全球的新闻报道，使得美国(西方)对世界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当这一认知成为现实时，我们就大致可以判断，我们在精神上正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或被精神“殖民”的边缘。
第二大法宝，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
我回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西方的广告已经渗入到我们每时每刻每个场所。我出门坐公交，公交上不停地在播放西方模特儿走秀的广告；我在家里看电视，打开乐视就是西方的汽车广告；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则中国房地产广告，上面居然也是一个西方白人作为模特儿的广告……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识到，西方的广告、特别是在中国所做的广告，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迈进：西方是天堂，只要购买了西方的某个产品，你就将一步进入天堂。如果说，在新闻报道中蓄意诋毁中国是为了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负面形象，那么西方的广告则是用来告诉你，西方是如何美好，是人间天堂，是你的理想之国。
过去，广告仅用于商品的销售。而今天，政治广告已经成为一大创举。在选举民主中，广告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美国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最高限额主要就是使竞选者能够通过无限制的广告来影响选民。由此可窥广告作用之大。
我们被广告、特别是西方广告渗透的时候，我们从崇拜西方的产品走向崇拜西方的社会、从崇拜西方的社会走向崇拜西方的国家、盲目崇拜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体制。我在法国二十年，几乎没有看到过一则正面褒扬中国的广告。所以，这是精神“殖民”的第二步：建立对西方的崇拜。
第三大法宝，是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
电影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工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多少美国好莱坞对世界历史的诠释？从《巴顿将军》到《独立日》、从《第一滴血》到《美国往事》，美国就是“救世英雄”，美国人就是“人性高尚”，美国体制就是“尽善尽美”。
戛纳电影节更为高明。他们通过“选片”方式，鼓励中国人自己拍摄“丑陋的中国人”电影。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细节来说明他们是如何通过电影来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戛纳电影节的入选片都是由各国自选自送，也就是说，影迷们在戛纳看到的电影，真的是各国选送的本国最佳电影。这时的戛纳电影节还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电影盛会。
但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戛纳电影节开始不再由各国选送电影，而是由电影节自己组成了一个选片班子来选片。于是，地下电影、反叛电影、反政权电影等所谓的“独立电影”就开始成为东方国家能够进入戛纳的惟一的“窄门”。从这时起，戛纳电影节便成为西方最为有效的宣传工具。
入选戛纳电影节就成为“负面化”东方国家和“美化”西方国家的代名词。电影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诠释，来再定位各国电影观众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正因为电影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洗脑”功能，美国、法国等所谓的电影大国都将电影作为世贸谈判的重点，甚至不惜为此在盟国之间大打间谍战：如法美之间。
电影“洗脑”的主要方法除了情节以外，就是细节与画面：我们忘记了情节，却记住了形象。在西方和中国入选西方各大电影节的电影中出现的中国人形象基本上都是一脸猥琐和邪恶的。通过定格中国人的丑陋形象，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也是丑陋的，最终达到使观影者厌恶中国人……这就是通过电影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一大发明。
反精神“殖民”，关键在于觉醒
今天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我们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针对我们、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精神“殖民”，是来势汹汹的。
要打赢这场精神领域的反“殖民”决战，关键在于觉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精神“殖民”不是我们的臆想，而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是全方位的、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但我是乐观的，特别是对我们年轻的一代，我是乐观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精神遗产；因为我们的年轻一代有着比我们更为开放的心态，比我们更为坚定的自信。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年轻一代一旦认识到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的现实时，我们有着一切手段和条件，来打赢这场精神领域的决战。
在这里，我想提供几点个人思考：
首先，要打赢这场精神决战，我们要重温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今天的世界，是西方控制着话语权，是西方在向我们发动精神上的“殖民”攻势。因此我们要循着马克思的榜样，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来抵御对我们的种种“洗`脑”。我们不能一味地仰视西方，不能对西方的一切不求甚解地囫囵吞枣，不能天真地以为西方告诉我们的一切，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的终极真理……
其次，我们要树立以民族自尊为特征的自我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
在漫长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我们不到两百年的挫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而已。多难兴邦，这场征服与反征服斗争宛如大浪淘沙，它冲走的是精神上的弱者和失败者，它将重塑的是我们的灵魂。我坚信我们终将要打赢这场反精神“殖民”的战争，并重新构筑我们的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
中国不仅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也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和讲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