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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0日，最高公民法院正式發佈新修訂的《最高公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子適用法则若幹問題的規定》，對民間借貸利率標準進行瞭严重調整。本次調整將原來的24%和36%的上限，調整為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四倍（以2020年8月20日最新發佈的一年期LPR 3.85%計算為15.4%）。一時間，民間借貸利率問題又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關註、討論的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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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民間借貸利率標準的大幅下降，能够有用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精準打擊高利貸、套路貸等不法行為，維護民間金融市場次序。知史以明鑒，察古以知今。我國民間借貸歷史悠长，具有深沉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淵源，而利率的規制是民間借貸的中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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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建立前

《周禮》記載：“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长进五百，計當二十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期长进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期长进一千五百，甸、縣、都之民；萬泉期长进二千。”由此可見，西周通過以国都為中心，依照空間距離為標準確定借貸利率，分為5％、10％、15％、20％幾個檔次，本質上是血緣政治的反映。到漢代，民間借貸利率水平一度高達100％，被稱為“倍稱之息”。

《漢書·食貨志》記載：“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唐宋兩代變化較大。唐玄宗曾詔令“自今以後，全国貧舉隻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宋刑統》規定：“諸公私以財物出舉者，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即年利率達72％，但最高不超過本金，“息不過本”。

明朝《大明律》規定：“凡私房錢債，及典當財務，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違者笞杖四十，以餘利記贓，重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也劃定瞭36％的年利率紅線。

清代在民間借貸利率的規則上延續明朝的規定，《大清律》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即最高利率仍為年利率36％。

建國初期

新中國建立後，我國對民間借貸利率的規制走出瞭一條隨著社會環境、經濟形勢的變化而不斷適應、調整的中國特征民間借貸利率規制之路。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民間借貸的利率問題没有凸顯。最高公民法院於1952年頒佈的《關於城市借貸超過幾分為高利貸的回答》中明確，私家借貸利率一般不應超過3分。同時表明“下降利率现在首要應依托國傢銀行廣泛開展信貸業務，在群眾中大力組織與開展信用合作業務，不合法则規定所能解決問題。為此民間借貸利率即便超過三分，隻要是雙方自願，無其他不合法情況，似亦不宜幹涉”。

1956年末我國完结瞭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確立瞭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國傢層面開始對民間借貸利率加強幹預，對於高利貸活動進行打擊和取締。其间，1964年，中共中心轉發《鄧子恢關於城鄉高利貸活動情況和取締辦法的報告》認為，月息超過1分5厘的，視為高利貸，但要尊重當事人的真實意思。

变革開放後

1978年变革開放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速發展，民間借貸逐渐繁榮興盛，成為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重要補充，進一步放寬民間借貸利率標準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1986年《中華公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正式頒佈，其间第九十條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则保護，從根本法则層面賦予瞭民間借貸法则地位，但對利率問題並未回應。

1988年，《最高公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公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幹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公民之間的生產經營性借貸的利率，能够適當高於生活性借貸利率。如因利率發生糾紛，應本著保護合法借貸關系，考慮當地實際情況，有利於生產和穩定經濟次序的原則處理。”在確定根来源則的基礎上，對於利率問題，賦予瞭各地必定的司法裁量權。

1991年，為進一步明確民間借貸利率標準，回應社會關切，統一公民法院裁判标准，在稳重論證並商請中心相關部門意見後，《最高公民法院關於公民法院審理民間借貸案子的若幹意見》第六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能够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各地公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把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數）。超出此极限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這就正式確立瞭民間借貸利率“四倍紅線”的標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金融領域利率市場化变革明顯加速。在之前屡次擴大存貸款浮動區間後，2013年，央行放開銀行貸款利率操控，2015年放開銀行存款利率操控，發揮市場在利率定價中的自律機制，不再公佈貸款基準利率，使得“四倍紅線”失掉瞭參照的依據。

在此布景下，2015年8月公佈的《最高公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子適用法则若幹問題的規定》，對民間借貸利率做出瞭“兩線三區”的新規定。兩線指的是24％和36％，三區是依據兩線而劃分的司法保護區、天然債務區、無效區。

近年來，國際國內環境發生瞭新的變化，民間借貸成為個體工商戶、中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途径。24％的利率上限設置過高問題逐渐凸顯，大大壓縮瞭實體經濟盈余的或许。過高利率保護標準也在客觀引發高利貸、套路貸、校園貸、職業放貸等社會問題。怎么進一步規范民間借貸利率，更好地為經濟發展供给司法保证，添加“三農”、小微企業、低收入人群對金融資源的可獲得性，破解融資難題，是公民法院需求認真考慮的严重課題。

與此同時，利率市場化变革進一步深化，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國公民銀行已經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於每月20日（遇節假期順延）9時30分公佈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中國公民銀行貸款基準利率這一標準已經撤销。自此之後，公民法院裁判貸款利息的根本標準改為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佈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2020年5月28日，“制止高利放貸”明確寫入民法典。

2020年7月22日，《最高公民法院 國傢發展和变革委員會關於為新時代加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供给司法服務和保证的意見》正式發佈，其间第十三條明確说到“抓緊修正完善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子適用法则問題的司法解釋，大幅度下降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堅決否定高利轉貸行為、違法放貸行為的效能，維護金融市場次序，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民間借貸利率進入以LPR為基準的新周期

“靴子”終於在2020年8月20日落地。當日，最高公民法院正式發佈新修訂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改變瞭原先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和固定利率方式規定司法保護上限的做法，直接以中國公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每月20日發佈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四倍為標準，形成事實上的“一線兩區”和浮動利率方式規定司法保護上限。至此，民間借貸利率進入以LPR為基準的新周期。

本次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下降，一方面與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息息相關。通過適當操控民間融資本钱，能够直接有用下降中小微企業負擔，引導整體市場利率下行，推動民間資本服務實體經濟，是當前恢復經濟和保護市場主體的重要舉措。

另一方面，LPR四倍約15%到16%的標準，也為民間借貸市場發展預留瞭盈余空間。據相關數據統計，最近一年來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一向保持在16%上下，LPR四倍標準僅是精準打擊瞭少部分過高利率放貸行為，對於市場上絕大多數的借貸而言，並無實質影響。民間借貸利率保護水平的新標準，與市場經濟實際相適宜，從長遠看將更有利於推動借貸市場的健康發展。

别的值得關註的是，本次修訂將“兩線三區”調整為“一線兩區”，刪除瞭天然債務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原規定的天然債務區原意旨在法则強制性規范與當事人意思自治之間實現平衡，但從實施作用來看，天然債務區12%的利率差額空間，事實上屬於法则不予以強制力保護，但允許民間私力救濟的范疇，客觀上會助長暴力討債等現象的發生。本次對此予以刪除，不再拘泥於法學理論的束縛，屬務實的選擇。

來源：公民法院報